苏联武装力量和安全机构已经完全控制了苏联全境，尽管为部队提供供给的任务十分艰巨。[6]反抗行为在“二战”前非苏联控制地区尤其激烈，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西内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保卫民族性、宗教和社会习俗的游击战异常猛烈。斯大林并不是克里姆林宫高层中唯一一个认为需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人，克里姆林宫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苏联的新边界是永久的且不可妥协的，居住于此的公民要么接受这一事实，要么遭受惩罚性后果。斯大林将国家转变为军营，1945年6月28日——像苏沃洛夫（斯大林崇拜的英雄之一）一样——斯大林接受了大元帅头衔，他暗示苏联公共生活的军事化特征。制服、征兵制度以及武器装备得到赞美，《真理报》的社论中服从党和政府的内容铺天盖地。媒体坚持宣称国防的必要性，似乎透露出和平难以持久的信息，而且官方媒体宣传中坚持社会应该做出进一步的牺牲。
与此同时，通过控制半个欧洲，苏联巩固了打败纳粹德国的成果。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为被解放的民族预设了一个适合当地共产党统治的政治框架，斯大林为此已经做了多年准备。在斯大林看来，前任外交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和伊凡·麦斯基（IvanMaiski）对西方过于软弱，因而将他们解职，然而他们仍承担了为如何应对西方及其西方联盟准备绝密材料的使命。[7]德国的战败，使得苏联制定实际性的指导方针来增强对东欧的控制的任务日益迫切。斯大林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在德国，他的目的是竭力扩大在普鲁士的影响，盟国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斯大林在其他国家的政策更具灵活性。斯大林依然是谨慎行事。因为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国的共产主义追随者数量甚少。因此斯大林最初谨慎行事是为了帮助共产党人进入联合政府，而尽量避免建立绝对的共产党专政。
对处于苏联直接控制之外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则显得更为复杂，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对于惹恼战时同盟的行为，斯大林犹豫不决。虽然缺乏与美国匹敌的军事实力，但是斯大林仍想保持其在中东欧的利益，他同时也十分渴望从与美国的战时关系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战争中的巨大损失，导致苏联难以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依靠出口谷物、石油和木材来购买进口机械设备和技术。如果苏联能够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贷款，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一直是斯大林多年的主要目标。
同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试图将苏联在全世界的影响最大化。他们认为，如同华盛顿和伦敦一样，苏联凭借战时巨大伤亡赢得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资本。莫斯科的胃口并不仅仅满足于欧洲东半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帝国崩溃以后，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强迫刚获独立的利比亚成为苏联的保护国。苏联也没有立即从阿塞拜疆人口占大多数的伊朗北部撤军，并且在克里姆林宫商讨了将伊朗北部领土并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人特别热衷于这一计划。[8]斯大林是否认真思考过西方盟国是否会如预想的那样退让，尚不明确，或许他只是想碰碰运气。斯大林是如此的现实，以至于他认为苏联科学家研制出像美国空军向广岛、长崎投放的那种炸弹之时，也就是苏联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削弱“英美联盟霸权”之时。像希特勒一样，斯大林未能理解原子弹潜在的破坏力。他任命政治局成员贝利亚负责此事，以彻底改善苏联在原子弹问题上的被动局面，要求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赶超美国。
克里姆林宫的其他成员的残忍程度不亚于斯大林，假如他们不能以斯大林的超道德标准证明自己的实力，就会被免职。他们对苏联的状况心知肚明，这也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员怀疑战前政策的合理性。斯大林最终见证了事情是多么糟糕。1946年夏天，斯大林乘车去黑海，车队缓慢行进。道路崎岖难行，斯大林和他的客人，连同几百名卫兵在许多城镇停下来。斯大林受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向斯大林展示了1941—1945年战争破坏之后其重建国家的超凡勇气。在乌克兰，粮食的匮乏已转变成饥荒，地方官员为斯大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每晚他的餐桌上满是鱼、肉、水果和蔬菜。但是他们的掩饰并没起什么效果，斯大林自己可以看到道路两旁的人们一直生活在地洞里，战争遗留下的残骸随处可见。根据他的管家瓦伦蒂娜·伊斯托明娜（ValentinaIstomina）的描述，这些状况使斯大林局促不安。[9]假如斯大林乘坐的是专列FD3878，他就可以避免这一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