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N.S.Khrushchev,'MemuaryNikitySergeevichaKhrushcheva',Voprosyistorii,no.7-8(1991),p.100.
[3] I.V.Stalin,Sochineniya,vol.16,p.197.
[4] I.V.Stalin,Sochineniya,vol.16,p.198.
[5] Pravda,25May1945.
[6] G.K.Zhukov,VospominaniyaIrazmyshleniya,vol.3,p.308.
[7] G.K.Zhukov,VospominaniyaIrazmyshleniya,vol.3,p.308.
[8] G.K.Zhukov,VospominaniyaIrazmyshleniya,vol.3,p.309.
[9] Pravda,27June1945.
[10] S.G.WheatcroftandR.W.Davies,"population",p.78.
[11] Te.Zubkova,Obshchestvoireformy,1945-1964,p.43.
[12] VostochnayaEvropavdokumentakhrossiiskikharkhivov,1945-1953gg.,vol.1,p.132．莫斯科会议的时间是1945年1月9日。
[13] VostochnayaEvropavdokumentakhrossiiskikharkhivov,1945-1953gg.,vol.1,pp.456-457．这次会面发生在1946年5月22日。
[14] VostochnayaEvropavdokumentakhrossiiskikharkhivov,1945-1953gg.,vol.1,p.132.
第五部分 红色“君主”
THEIMPERATOR
45．当头一棒
斯大林的思想这时停滞不前。1945年的斯大林不可能满足大众对于改革的渴望，他对于战后政策的设想坚如磐石。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深知对政治权力任何的松懈，都有可能危及到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斯大林来说，更重要的是巩固个人的统治而非考虑其统治模式将会从根本上损坏经济的持久竞争力和政治发展的动力。斯大林严密地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设想来思考和行动，专制的习性使他漠视人们的苦难。他每天要涉猎成千上万的事实，却有意忽视了自认不相宜的信息。
只有斯大林的死亡或罹患重病才有可能促使苏联体制走向改革。1945年10月上旬，他的心脏出现问题，差点送了性命。[1]岁月不饶人，从十月革命开始斯大林已经疾病缠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66岁的他已经过了精力旺盛期。斯大林的心脏问题是国家机密，他曾因心脏问题休假两个月。[2]战争期间的间歇性休养似乎并非稀奇之事。甚至他的随从人员也并不了解其身体状况的细节——他们只是推测斯大林正在承受某种疾病之苦，然而并无大碍。除了其内科医生维纳格拉多夫（VladimirVinogradov），没有人了解他的病情。政治局成员知道如果自己对斯大林病情表现出任何的好奇，都可能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在斯大林看来，大家意识到他的身体在日渐衰弱非常危险，他会马上怀疑正出现一场针对他的政变。斯大林脑海中哪怕闪现对某些人的稍纵即逝的怀疑，都可能使涉及之人最终难逃交给秘密警察的命运。
尽管斯大林的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依然可以通过既有的政治机构、各级干部以及各种程序对苏联进行统治。斯大林的个人权威建立在维持独裁的一党专政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和恐怖行动是专制统治必不可少的工具，斯大林从未动摇过维护独裁统治的决心。斯大林带领苏联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意图从未动摇，目的在于增强苏联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斯大林加强了对西部与苏联接壤国家的控制：红军占领的欧洲地区也处于他的严密掌控之中，并且试图寻求机会扩大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在赢得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战争后，斯大林试图继续维持与西方盟国的和平关系。在与密友的会谈中，他命令他们对苏联国内任何关于民主的建议“给予重击”。[3]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社会中对民主的渴求是1941年与美国、英国合作的不幸后果。1917年后西方政治家畏惧俄国革命浪潮的传播，斯大林则自1945年起苦恼于苏联国内反革命浪潮的侵袭：在他的思想中议会和市场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病态产品，必须从他的国家中过滤殆尽。
斯大林巩固了与西方盟国的和平关系，并通过日渐增加的贸易和贷款寻求经济利益。在战后他允许扩大公开辩论的范围，他仔细考虑了扩大工业消费品供应的计划，然而这些措施完全服务于中心任务。斯大林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增强国家军事实力和安全力量的计划，并且致力于利用大量资源制造原子弹以及强化克里姆林宫对东部和中东欧的控制。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统治政策是温和的还是强硬的，而在于他决定如何进行强硬的统治。苏联国内政策的残暴性已经延伸到国外。同等重要的是，与西方盟友关系的任何可预期的恶化，都会导致斯大林在国内强化镇压措施。
1943—1944年，斯大林把一些高加索民族驱逐到哈萨克斯坦的荒野。在1944年，再度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时，他逮捕了这些国家各领域的精英，这些受害人或遭枪杀，或被扔进劳动营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定居点。他血腥地强制实施了没收富农和教士土地的政策（Dekulakisationanddeclericalisation），14.2万新加盟到苏联共和国的公民于1945—1949年被放逐。[4]斯大林命令情报机构逮捕任何不忠于他个人和国家的人；对于从德军监狱中释放的战俘，斯大林命令对他们进行仔细的甄别。高达227.57万红军战士因遣返而受到审讯，他们中的一半被送至劳动营。[5]警察和党的各级组织无处不在，高度警惕地监视着任何的反抗行为。1945年战争行将结束时，再次高调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这种宣传力度一直持续到1945年之后。苏联人民的幻想破灭了：苏联将重新报复性地实施战前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