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和他的统治而言，在胜利的红旗飘扬下，潜伏着危险与对斯大林及其政权的不确定性。比起克里姆林宫中他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斯大林更敏锐地了解这种形势。正是这种对局势的清醒认识，加之他暴躁的脾气，导致在攻克柏林后这样喜庆的日子，斯大林依然简单粗暴地对待赫鲁晓夫。他明白危险的时刻即将来临。
然而如果温暖的情感没有偶尔弥漫他心间的话，他也就将不再被称之为人。在那壮观的仪式上，他激情澎湃。“二战”结束之时，外国的首脑们如洪流般涌进莫斯科，这也激起了他内心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骄傲优于焦虑。斯大林、红军和苏联在与一个可怕的敌人的对抗中赢得了战争。像往常一样，他对比了目前的情形与他敬佩的前人统治的情形。这一点在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来访者说的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列宁时代，他并不敢想象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军事力量。列宁预计所有人都打算攻击我们，如果任何一个远方的国家，如美国，保持中立都将对我们是有利的。但现在证明：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参加战争反对我们，而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则站在我们一边。先前列宁觉得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的一翼保持联盟而与另一翼相抗衡，这恰恰是我们的成就……[12]
斯大林感到骄傲的是他比列宁所能想到的走得更远。列宁曾设想，通过置身于资本主义内部军事冲突之外以及让资本主义大国间互相的战争来保存苏联国家政权，而斯大林通过他自身的力量使苏联转变为一个大国。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使得美英不得不寻求苏联的援助。
然而，在结束了对日本和德国的战争之后，战时同盟还能持续多久？他在会见波兰代表团时就非常明确这一点：[13]
我们的敌人尤其强烈地散布着关于战争的谣言。
英美通过他们的间谍散布谣言去恐吓那些目前的政治体制不为他们所喜欢的国家的人民。我们或者英美两国，目前都不可能发动一场战争。所有人都厌烦了战争。更主要的是没有战争目的。我们并没有准备去攻击英国和美国，他们也并不打算冒险攻击我们。至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战争是不可能的。
尽管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宣称西方盟友的好战倾向，但他还是期待从1945年开始的和平能够更长久些。苏联和东欧地区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将度过一个不轻松的阶段。战争造成的毁坏以及战后政权巩固的复杂化将在许多年内影响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能力。但苏联在它的堡垒里面是安全的。
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还没意识到斯大林的残暴行为的人而言，他们认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功劳，苏联很难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德国或许将永久占领欧洲大陆的腹地。同样，在苏联，对斯大林的称赞也是与日俱增，然而要准确地衡量这种支持度却很难。显然大多数公民对斯大林并不是简单地怀着一种单纯的感情。在整场战争中，斯大林尽量避免使得自己与一些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相挂钩。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犯了错，他人为地与“冒进式成功”拉开距离，即便如此也不能摆脱农民的咒骂。没人清楚谁该为这本可避免的恐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负责。千百万人愿意以证据不足而承认他无罪：他们希望并设想战争结束后会出现一种宽松的统治。
斯大林获得了比他能料想到的多得多的爱戴。当他心情舒畅时，斯大林喜欢将自己与盟军的领导人作比较。斯大林告诉其他人，他的优秀品质包括“高超的理解力、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而丘吉尔、罗斯福和其他领导人与我不同：他们——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充满愤怒和复仇心态。一个人应该使情绪得到控制；如果感性的情绪占了上风，那么你将会输。”[14]这句话出自一个自身暴力敏感性极其严重的领导人之口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斯大林没有心情自我批评。在一次与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的机密会谈中，斯大林嘲笑丘吉尔未能预测到在1945年6月英国议会选举中败选。但据莫洛托夫回忆，丘吉尔是斯大林最尊敬的外国政治家。结论很明显，斯大林逐渐对他自己的天赋深信不疑。他是超级大国的决策者并且开始履行他的使命。他的名字同共产党和红军庆祝的胜利一样光荣。这位出身于古老城镇哥里的补鞋匠的儿子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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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llilueva,Dvadtsat'pisemkdrugu,p.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