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红军在欧洲取得了胜利，但在苏占区仍然存在问题。苏联的军事、国防、外交和政治部门在1945年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又必须应对和平问题。南斯拉夫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铁托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摆脱了德国人的统治。而在其他地方，红军扮演着击败党卫军的关键角色。与占领相比，胜利更能证明这一点。在中欧和东欧，几乎没有人愿意屈从于共产主义制度。斯大林和政治局知道，共产主义者们是如何被希特勒和他的盟友消灭的，而侨居在莫斯科的民族共产主义领袖在他们的祖国极其不受支持。
在要解决一系列迫切任务的同时，斯大林不得不想出一种能够获得被占领国普遍支持的方法。必须建立食物供应系统，必须重建经济和组织后纳粹政府，必须检察官员们的政治可靠性，必须重建破碎的城市以及受损的公路、铁路系统。与此同时，斯大林决定从前敌对国家取得赔款，不仅指德国，还包括匈牙利、罗马利亚和斯洛伐克。而这使他为自身和共产主义赢取欢呼声的想法变得更难实现。西方盟国是另一个难题。在他们中间存在这样的共识：在欧洲从北到南有这样一条大致的线，这条线将美、英、法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与苏联主导的区域划分开来。但是没有清晰的条文规定胜利的国家有权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所占领的国家。胜利者也无权指定哪些规则可以接受。当战争灰飞烟灭时，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升温了。
在他们已经打败了他们的德国和日本敌人时，盟军间的全球性竞赛必定会加剧。斯大林的军队承担了欧洲主要的军备负担，但美国的力量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且日渐增长。在远东战场，红军直到最后几天才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核大国。战后全球秩序的安排对苏联构成了许多威胁——而斯大林迅速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如果他的统治在国外不受欢迎，那么在苏联民众中同样不具有吸引力。在这里存在着矛盾。毫无疑问，苏德战争奇迹般地提高了斯大林的声望，他被广泛地认为是爱国主义和胜利的化身。即使原来憎恨他的人也开始给予他最基本的尊重。当访问苏联的叛逃者时，我们发现政府宣传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是得到支持的。对免费教育、避难所、医疗保健以及广泛的就业的承诺具有长久的吸引力。但是苏联境内的怀恨者也相当多，武装反抗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很普遍。这些都是新近占领的地方。其他地方的统治秩序得到掌控，很少有公民敢于组织起来反抗斯大林和他的下属。敢于这样做的大多数是青年人，尤其是学生，他们对大清洗运动没有印象。在大学里形成了一些小的秘密团体。他们主要致力于消除马列主义思想和行动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痕迹：国家的说教使最出色的年轻人支持十月革命。这些组织易被渗透和解散。
更令政府不安的是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这样的希望，即广泛的政治经济变革将随军事成就而发生。斯大林研究过俄国史，他知道俄罗斯帝网军队在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进入巴黎，引发了俄国的政治动荡。那些在法国经历了更大的公民自由的官员和军队思想发生了变化。
1825年发生的一场未遂政变几乎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斯大林决定避免像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的事件再次上演。进攻过柏林的红军目睹过在东欧和中欧的可怕景象：毒气室、集中营、饥荒、城市毁坏。纳粹主义的影响十分明显。但那些士兵依旧瞥见了一种十分不同且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教堂和商店正常运转着，货物至少在大城市供应充足，而在苏联，货物只在部分企业出售，且只为精英人物服务。饮食更是丰富多样。农民，就算不盛装打扮，看起来也并不总是赤贫的。同样，苏联普遍流行的严格控制在那些他们曾行军过的国家，包括德国也是见不到的。
斯大林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明确报告，因为安全部门非常清楚他们必须以思想意识上可接受的术语来告知斯大林真相，但斯大林并不想听到国外生活更加舒适这样的说法。安全局告诉他的信息已经够令人担忧的了，士兵们带回来的战利品包括各式各样的物品，从地毯、钢琴、绘画到留声机唱片、长袜和内衣应有尽有。红军士兵养成了收集手表的习惯，收集很多但却并不同时都把它们戴上。即使那些没有跨越过古老的苏联边界但是也曾处在德国军事统治下的公民，也已经经历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非常惬意。教堂、商店和小作坊在“巴巴罗萨”行动初见成效后就已经被重建。这些苏联公民既没有战利品，也没有出国旅行的经历，但是他们期待苏联改革的愿望十分强烈。事实上，在整个苏联存在着这样普遍的感觉：只要能引起改革，那么打这场战争是值得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