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阅兵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站在克里姆林宫下方的列宁墓的观礼台上观看，骑着战马的朱可夫元帅从红场经过时向斯大林致敬，1941—1945年间苏联做出的全部军事努力得到赞美。由伟大卫国战争中各条战线选出的士兵组成方阵，在朱可夫后面行进。所有人都向斯大林致敬。拥挤的人群——这些人都是从政府意欲表彰的人中挑选出来的——高声表达着他们对斯大林的拥护和爱戴。当被打败的纳粹党卫军的旗帜拿到铺有鹅卵石的广场上，当着斯大林的面降下时，仪式达到了最高潮。天气并非最佳，早些时候有一场倾盆大雨。[8]但是对斯大林和苏联军事力量的欢呼声，消除了天气的阴霾。斯大林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他被拥戴为苏联人民的父亲。
6月24日那天除了不合时宜的大雨外，所有的事情都照计划进行，苏联的秩序似乎比以前更为稳定。红军主导着易北河以东的欧洲地区。东欧和中东欧现在都处于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下，尽管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苏联红军随时准备参与对日本的最后一击。同时，苏联正在秘密地加紧研发原子弹技术。苏联的军备工业有能力提供维持苏联实力和威望的全部军事力量。在“二战”前得到巩固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苏联共产党、政府和警察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工业、农业、教育、医疗的和平重建的任务在苏联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等级制度和纪律达到了顶峰，国家的道德水准很高，斯大林的专制地位坚不可摧。
隔天，在克里姆林宫为参加“胜利日”阅兵式参与者举办的招待会上，斯大林满面春风，说道：
我敬佩那些最淳朴、普通、谦逊的人们，敬佩那些像“小螺丝钉”和“小齿轮”一样平凡的人们，他们使我们伟大的国家机制在科技、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都有效地运转着。他们有太多人；他们的名字太多足可以组成一个军团，因为有千百万这样的人。[9]
这些人对斯大林来说仅仅只是国家机械上的一个小小的钝齿，而不是具有社会、文化、精神需求和抱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和群体。国家优先于社会。
然而，斯大林塑造的苏联政府无所不能的形象，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因为苏联有着令人气馁的难题。斯大林命令安全机构核对信息并准备相关资料，这样在盟军接下来的“分赃”过程中，苏联可以讨价还价。他们编辑出战争中蒙受损失的清单。苏联有2600万人民在“二战”中牺牲。斯大林在这项罪责上并非无辜，其监禁和驱逐政策增加了死亡人口的总数。（正如他的灾难性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削弱了苏联养活自身的能力。）但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在前线或纳粹的占领下死亡的。据报道，在苏联大约有1800万公民被德国人杀害，这一数字是乌克兰人口的两倍。[10]死亡并不是苏联人员损失的唯一渠道，成千上万的人严重伤残或者营养不良，他们的生活即使恢复也将残破不堪。无数孩子成为孤儿，且得不到国家的照顾或私人慈善的抚养。整个西部边境地区由于人口急剧地减少而导致农业荒废。苏联为它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将需要数年来恢复。
当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完成编纂任务时（尽管没有停止逮捕所谓国家敌人的任务），苏联遭遇的灾难就更加明晰。在先前被德国占领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一家工矿企业或商贸企业有幸逃脱被毁坏的厄运。纳粹党卫军并非唯一的罪犯，在1941年6月22日后，为剥夺希特勒的物资资源，斯大林下令实行焦土政策。德国在1943—1944年的撤退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为纳粹党卫军执行系统的毁坏政策提供了时间。近7万个村庄和不少于1710个苏联城镇被德国毁坏。即使党卫军未能烧掉整个城镇，也会烧毁该镇的医院、电台、学校和图书馆。希特勒的罪行几乎与文化汪达尔主义无异。
不只如此。行政控制的体系比战前更为不可靠。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当军人从欧洲复员归来时，混乱更加加剧了。有关这方面的图片不允许出现在报纸或新闻汇编上。报道的重点仍然是在德国和其他被占领的中、东欧国家的红军的英勇与功绩，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尤其是在那些未曾被德国统治的大城市，苏联秩序比较容易重建。但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对军事任务的极度关注导致对民事问题的极大荒废，这种荒废不单单是由于抗击德国而产生。在先前被党卫军占领的地带，地方组织混乱情况严重。在某些地方甚至不敢相信苏联曾经统治过，因为农民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状况。私人贸易和流行的社会风俗超越了共产主义的要求而再次得到肯定。斯大林的法令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都市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但在一些小地方，尤其在村庄（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很难感受到官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