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IstoricheskiemestaTbilisi.Putevoditel'pomestam,svyazannymszhizn'yuideyatel'nost'yuI.V.Stalina,pp.30-31.
[3] 有关19世纪的欧洲文学，彼得·斯特里克兰德（PeterStrickland）向我提供了建议，因此，向他致以我的谢意。
[4] M.Agursky,'Stalin'sEcclesiasticalBackground',pp.3-4.
[5] M.Agursky,'Stalin'sEcclesiasticalBackground',p.6.
[6] 在原始的俄语中，它是sobachiiyazyk，翻译成英语即“狗的语言”。然而，无论是哪种语言，对格鲁吉亚人而言都是令人感到不快的。
[7] T.Darlington,EducationinRussia,p.286.
[8] T.Darlington,EducationinRussia,p.287.
[9] N.Zhordaniya,Moyazhizn',p.8.
[10] T.Darlington,EducationinRussia,p.288.
[11] RGASPI,f.558,op.4,d.17,p.1.
[12] T.Darlington,EducationinRussia,p.286.
[13] J.Iremaschwili,StalinunddieTragodieGeorgiens,pp.16-17.
[14] J.Davrichewy,Ah!Cequ'onrigolaitbien,p.113.
[15] N.Zhordaniya,Moyazhizn',p.11.
[16] N.Zhordaniya,Moyazhizn',p.12.
[17] G.Uratadze,Vospominaniyagruzinskogosotsial-demokrata,pp.58-59.
[18] N.Zhordaniya,Moyazhizn',pp.25and27．早些时候，佐尔丹尼亚就拒绝了伊利亚·恰夫恰瓦泽请其编辑《伊利维亚》的邀请，因为他要完全投入到政治自治运动中去。
[19] N.Zhordaniya,Moyazhizn',pp.29-30.
[20] IstoricheskiemestaTbilisi,p.25.
[21] Iveria,no.23(1895).
[22] N.Zhordaniya,Moyazhizn',p.31.
[23] dedaena(ed.Y.Gogebashvili:1912edition).
[24] I.Stalin,Stikhi,p.3．几个斯大林的传记作者都错误地断定，接受题词的这个人是1832年被流放到波兰的诗人格奥尔基·叶里斯塔娃（GiorgiEristava）。
[25] 斯大林在正教中学的同学回忆，米克罗什·昆所引用的档案表明，叶里斯塔维的诗在内容上是“革命”的。参见Stalin:AnUnknownPortrait,p.77。
[26] 就这个故事而言，貌似更加合理的说法是：正教中学的学生们通过付费以正常方式借得这些书，然后轮流抄写。参见M.恰乌列利（M.Chiaureli）与斯大林谈话的回忆录，A.Fadeer(ed.),VstrechistovarishchemStalinym,pp.156-157。
[27] Stalin:vvospominaniyakhsovremennikovidokumentovepokhi,p.24.
[28] J.Iremaschwili,StalinunddieTragodieGeorgiens,p.20.
[29] 'I.V.Stalinο"KratkomkursepoistoriiVKP(b)".StenogrammavystupleniyanosoveshchaniipropagandistovMoskvyiLeningrada',Istoricheskiiarkhiv,no.5(1994),p.12.
[30] RGASPI,f.558,op.4,dd.48and665.
[31] Y.Gogebashvili,dedaena(1912).TheStateHouse—MuseumofI.V.StalininGorialsohodsthe1916editioninHallI.
[32] 1898-1899年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生记录。RGASPI,f.558,op.4,d.53,p.1.
[33] IstoricheskiemestaTbilisi,p.29.
5．马克思主义的斗士
离开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要刻不容缓地找到一份能拿到薪水的职业以维持生存。哥里对他没有吸引力，只有第比利斯有让他感兴趣的机会。不管怎样，他想将工作和革命结合起来。起初，他暂时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勉强糊口。[1]1899年12月28日，朋友帮他在位于米哈伊洛夫斯基大街（MikhailovskiStreet）上的梯弗里斯天文台（PhysicalObservatory）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天文台，他工作了3个月的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直到十月革命后，这是他唯一一段持续工作的时间。在这里，约瑟夫借了诺曼·洛克耶爵士（SirNormanLockyer）在1874年出版的《天文学》。[2]约瑟夫的职责是每天记录四次气温和天气。在这份工作中，唯一有技术含量的是读磁带。每次将磁带交给天文台归档之前，他都要在上面签名。[3]
实际上，自从10月份小学同学瓦诺·克茨霍维利（VanoKetskhoveli）在那里工作开始，约瑟夫就断断续续地住在天文台。到了年底，另外一个小学同学M.达维什维利也加入进来，和他俩住同一个房间。[4]因此，房间里拥挤不堪。后来，达维什维利住到了他的亲戚家里，这种状况才得到缓解。1900年1月，天文台给了瓦诺和约瑟夫一套两室的公寓。这套公寓在一楼，可以俯瞰大楼后面漂亮的花园。很快，他们又迎来了中学同学V·别尔泽尼什维利（V.Berdzenishvili）与他们同住。[5]这三个人都痛恨沙俄的专制统治，希望对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因此，这套房子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开会的场所。米哈伊洛夫斯基大街是第比利斯最繁华的大街，每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因此，朋友们虽频频出入于天文台，但不会引起当局的怀疑。在频繁往来于天文台的朋友中，与他们联系密切的是瓦诺·克茨霍维利的哥哥拉多。拉多于1893年被正教中学开除，[6]虽与约瑟夫年龄不同，但心性相近。他们一样地意志刚强，一样地野心勃勃。因此，拉多与约瑟夫非常投缘。同时，他们两人都渴望组织实实在在的革命行动。对于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将思想付诸于行动，是尽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