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加什维利的朋友拉多·克茨霍维利同意对佐尔丹尼亚的批评，并在实际行动中抵抗佐尔丹尼亚的做法。同时，拉多认为《卡沃利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其作用，但由于担心遭到沙俄的审查，便不能完全宣传革命信息。[17]因此，拉多要求秘密发行一份报纸。克茨霍维利、朱加什维利和佐尔丹尼亚都倡导建立地下组织，但前两个人所倡导的组织比佐尔丹尼亚所倡导的形式上更加严密。佐尔丹尼亚增加扩大普通工人加入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机会，以使他们积极地为党做贡献。但拉多和约瑟夫认为这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会使权力从这种有经验的组织者手中溜走。世纪之交的这场争论影响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人们已经发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自1903年起就开始有了裂隙。除了彼此都还遵守秘密活动的原则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他们还存有一致意见的证据。相反，能够发现的，到处都是他们存在罅隙的证据，这也成为未来几年中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无法愈合的伤口。
拉多·克茨霍维利摆脱了佐尔丹尼亚的控制，在里海海岸的巴库秘密创办了一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斗争报》。由于担心危及《卡沃利报》的出版，佐尔丹尼亚一直阻止在格鲁吉亚进行这种冒险活动。但在克茨霍维利看来佐尔丹尼亚的这种反应进一步表明，第比利斯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做出了太多让步。巴库有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多数是阿塞拜疆人。克茨霍维利很快在巴库找到了一家出版社[18]，想请其帮他印刷《斗争报》。但他拿不出文件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出版社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克茨霍维利没有气馁，而是想方设法伪造了一份文件，并详称这份文件来自伊丽莎白格勒（Yelizavetgrad）的长官。拿到这份文件后，出版社便答应帮其印刷报纸。[19]正是由于他的灵活和坚毅，使这份格鲁吉亚语的《斗争报》应运而生，并被发送到整个高加索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中，实现了他的愿望。在后来的生活中，朱加什维利曾声称自己与克茨霍维利共同创办了《斗争报》，实际上是克茨霍维利自己做了这项工作。同时，朱加什维利也夸大了他们两人与佐尔丹尼亚之间敌对的程度。当然，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存在的，且与日俱增，但一直坚持合作，克茨霍维利还曾请求佐尔丹尼亚为一期《斗争报》写社论。[20]
其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正饱受政治争端和个人争执之苦。（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没希图脱离沙皇俄国，因此，他们用俄语名字“梯弗里斯”称呼自己的首都。）在此过程中，朱加什维利搞得格鲁吉亚首都鸡犬不宁，使自己的名声也每况愈下，成为众矢之的。一份没有直接点他名字的回忆录，把他看成一个“从知识分子堆里出来的糊涂的年轻同志”，在每件事情上都“横插一杠”。根据这份记录，这个“导致阴谋家胡思乱想和毫无防备、导致工人缺乏政治自觉性”的人，“反对工人进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21]第比利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朱加什维利随便发表意见的行为让人很不舒服，他所发表的意见也相当煞风景。实质上，这种情形使人们确信，朱加什维利是个有问题的人。另一个同龄人格里戈尔·乌拉塔泽（GrigolUratadze）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人们发现朱加什维利是个“造谣中伤者”，因此，他在同志面前受到责难。[22]
1901年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让朱加什维利退出宣传工作，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决定。此后，他前往黑海（BlackSea）岸边的巴统，企图在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中传播他的思想。然而即使在巴统，他仍然严词指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存在的过失和疏忽。这种做法相当糟糕，导致巴统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喜欢他。更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他“性格反复无常，专横暴戾”[23]。因此，巴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地反对的是朱加什维利的行为举止，而不是他所提倡的政策。实际上，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朱加什维利就因为其性格特点受到熟人们的诟病。多年之后，这种状况并未有任何改观。朱加什维利的另一个特点是野心勃勃。不过，我们也应当承认，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革命的征程中取得优异成绩。对此，朱加什维利非常自信。每当有人阻止他的行动时，他就会告诉他们，是他们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南高加索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面临的困难。而他的解决方法，主要是设法进行秘密活动、非法宣传及控制工人阶级。可见，朱加什维利已然成了一位等待时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