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学习接近尾声时,约瑟夫早已彻底与统治当局决裂了。从二年级开始,他沉醉于写作和发表文章,不再努力学习神学理论。[30]后来,尽管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和格奥尔基·采列捷利对他非常支持,但他还是从文学的世界中退了出来,放弃了成为格鲁吉亚文化精英的机会,不再想做诗人。相反,他加强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习。1895—1896年,他仿佛一颗流星,划过第比利斯文坛,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发行人和他亲密朋友外,没人对他曾经发表过诗歌还留有印象。(1912年,雅科夫·戈格巴什维利再版《晨》的时候,用的是他最初的笔名。)[31]朱加什维利找到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神父的职位提供的道路,也不同于诗人的道路。从此,约瑟夫开始摆脱母亲为他设计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他就像一位声音沙哑的斗士,从更深层次向这个社会呐喊。
他反对正教中学的管理体制。1898年9月28日,校方发现,一群学生在读禁书,而约瑟夫是这群学生的核心人物,他甚至将这件事情写在了笔记里。[32]这件事情违反了学校的纪律,使督学阿巴希泽勃然大怒。阿巴希泽向上级报告说:
在管理委员会委员们搜查五年级的学生时,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几次企图与委员们争论,对三番五次搜查学生表示不满,宣称这种搜查在别的学校从来没有过。朱加什维利对管理当局总是表现得无礼和莽撞,对他的老师A.A.穆拉霍夫斯基(A.A.Murakhovski)也不鞠躬,因为这位老师不断地向督学打小报告。
校方惩罚了朱加什维利,按照校长的命令,关了他5个小时的禁闭。
约瑟夫总是不断地找麻烦,而校长的反应加剧了这位青年的紧张感。因此,他放弃追求神父的工作,也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即便如此,约瑟夫几乎坚持学完了所有课程。当然,这也是有实际原因的。虽然他不愿意再做神父了,但一张正教中学的毕业证书,将使他有资格进入沙皇俄国某个大学继续深造。然而,约瑟夫既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获得任何一个组织的支持,只有白手起家,谋求生存。1899年5月,即将要参加毕业考试时约瑟夫从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消失了。他没有向校方解释自己的决定,在随后的几年,假装自己是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正教中学开除的。[33]但事实是,他主动离开了学校。显然,约瑟夫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早已失去了宗教信仰,开始发现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道路。当然,他也是冲动的。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因此,他主动离开了适于神父成长的环境。约瑟夫总是想让世界按照他的愿望来运转,如果他把后面的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话,那就太糟糕了。因此,他自己做出了离开学校的决定。
约瑟夫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痛恨沙俄当局的统治。19世纪末,在第比利斯,他响应知识分子们的号召,把格鲁吉亚的公共生活搞得生气勃勃。约瑟夫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超凡能力的人,并通过发表诗歌来展现他的雄才大略。
通过这一系列事情,约瑟夫已经表现出了他后来的性格特征。他日复一日地努力学习,不断地提升个人能力。当他认为某项工作是有用的,就会爆发出超强的工作能力。虽然受过基督教仪式和效忠沙皇的教育,但更有用、更广泛的教育还在于此。重要的是,此后他能写会算,会写诗。在空闲时间,他开始以更广阔的视野了解社会,并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俄国和欧洲的经典小说。他思维敏捷,分析问题透彻,显然有能力进入大学深造。然而,约瑟夫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抛弃了成为神父的工作后,他没有职业,家里也没有让他改变职业的资源和期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开始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解决在沙皇俄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约瑟夫也要动脑子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和谁一起做?对于这些问题,年轻的朱加什维利在走出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后想得越来越清晰,但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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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至暮年,斯大林向科特·恰尔克维阿尼(Kote.Charkviani)讲述了其早年在第比利斯的生活。西蒙·塞巴格·蒙特弗洛尔(SebagMonterfione)爽快地与我分享了恰尔克维阿尼的回忆录,我是通过引用回忆录第2页中的注释推导出这点来的。Stalin:vospominaniyakhsovremennikovidokumentovepokhi,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