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3月21日至22日夜里，约瑟夫专心致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警察搜捕了一些人家，在这些人家，都有马克思主义者居住。同时，第比利斯天文台也在警察的搜捕之列。实际上，从约瑟夫在那里工作伊始，天文台就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15]在这次搜捕中，约瑟夫的一些朋友都被逮捕了，但他安然无恙。这不是他最后一次碰上这种好运气，所以后来有人怀疑他是沙俄政治警察奥克拉那（Okhrana）的代理人。可是，即使没有被拘留的危险，他也不能再回天文台了，于是，约瑟夫心甘情愿地选择为革命而奔波。他很清楚自己为革命而生，革命为他带来的是一个又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蹲监狱和遭放逐最终是在所难免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他不断地从这个政治伙伴家搬到那个政治伙伴家。
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真考虑了民族发展问题。他们发现，格鲁吉亚存在许多民族发展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格鲁吉亚人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民族，而认为自己属于格鲁吉亚这块土地上的这个或那个族群。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明格里利亚人（Mingrelian），讲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不说格鲁吉亚语。但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觉性能够提升政治发展程度，最终将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另一个困难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担心，即使格鲁吉亚独立，也会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教他们做的，不是脱离沙皇俄国的统治，而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断进步，联合起来拯救自己。因此，格鲁吉亚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整个高加索地区的人民不论民族背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一股合力。应该鼓励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反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君主制及其政治和社会秩序。高加索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拥护1898年成立的、遍及整个沙皇俄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Social-?DemocraticWorkers'Party）。
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被政治流亡者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所鼓舞，使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中间的影响日益增大。普列汉诺夫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有能力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团体，也是最有能力发动变革、最终领导社会主义实现的团体。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坚持被普列汉诺夫抛弃的俄国早期的传统，主要指望农民打倒压迫人的国家社会秩序。这部分革命者在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Chernov）的领导下，于1901年组建了俄国社会革命党（PartyofSocialist-Revolutionaries）。切尔诺夫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观点大致相同，但他宣称沙皇俄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没有像普列汉诺夫所断言的那样多。他还认为，在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方面，工人和农民大同小异。当时，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团体也很活跃。最初，他们接受彼得·施特鲁韦（P?trStruve）的领导。那时候，施特鲁韦就已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他的公共生活。1905年，在施特鲁韦的领导下，他们建立了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DemocraticParty）。立宪民主党倡导自由民主，认为资本主义是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法。
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是战胜了久已存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主导着格鲁吉亚的公共讨论。在南高加索地区，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获得任何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对手是社会联邦党人（Social-Federalist）。他们是格鲁吉亚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要求沙皇俄国转变为一个联邦国家，而格鲁吉亚是这个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社会联邦党人没有赢得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诺埃·佐尔丹尼亚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且很有写作天赋[16]，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主要归功于他敏锐的思想和坚决的行动。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决定性影响。佐尔丹尼亚也明白，一旦格鲁吉亚独立，奥斯曼帝国就会来犯。即使有人挑战他的权威，佐尔丹尼亚也不会受到伤害。皮利普·马哈拉泽（PilipeMakharadze）、米哈伊尔·茨哈卡亚（MikhaTskhakaya）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他对自由主义者太心慈手软了。佐尔丹尼亚被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视为对抗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只要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之下反抗专制统治，可以与格鲁吉亚所有具有反罗曼诺夫王朝倾向的派别合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由主义者格奥尔基·采列捷利选择将《卡沃利报》转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