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正教堂成了培养革命青年、组织革命团体的最好机构。正教中学学生的课程被牢牢限制，还要忍受学校对格鲁吉亚民族文化的蔑视和诋毁。同时，严苛的纪律也让学生们无所适从。而四旬期（Lententide）期间糟糕的伙食，更让他们忍无可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就这样不断地滋生着、发展着。学校的神父们并未为此而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排斥所有世俗的、民族的和现代的事物。学校的这些行为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使约瑟夫及同学们开始逐渐接触马克思的思想。
约瑟夫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上学期间，学校没有再发生罢课，但对各种繁文缛节的抵制依然存在，很快，约瑟夫也加入到了这种抵制活动中来。学生们的思想需要官方指定的课程之外的知识的滋养，但由于担心从附近的公共图书馆借禁书会被告发，他们就在城市周边寻找书籍。学生们找到了格鲁吉亚刊物《伊维利亚》和《卡沃利》的编辑部，以及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扎卡里亚·驰驰纳泽（ZakariaChichinadze）的书店。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阅读和讨论被学校禁止的东西。《伊维利亚》杂志的主编是诗人、评论员伊利亚·恰夫恰瓦泽（IlyaChavchavadze）。他呼吁格鲁吉亚文化自由，要求适度地进行社会和经济变革，除此之外，其他概不考虑。相比较而言，格奥尔基·采列捷利（GiorgiTsereteli）任编辑的《卡沃利》更为激进。这份每周四出版的刊物吸引了大批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投稿。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既有农业社会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1898年1月，在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情况下，采列捷利将编辑工作交给了诺埃·佐尔丹尼亚。[18]在格鲁吉亚改革的必要性和格鲁吉亚人民战斗到底的必要性上，恰夫恰瓦泽、采列捷利和驰驰纳泽有很多分歧，但他们都明白，成功的关键在于，在运动中培养约瑟夫这类青年的革命意识和精神，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作为杂志的编辑和出版者，恰夫恰瓦泽、采列捷列和驰驰纳泽等人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和工作热忱。沙皇俄国的书报审查制度在各地区实施得松紧不一，比如，圣彼得堡抓得紧，而格鲁吉亚和芬兰松一些。正教中学校外没有像学校里那样，对思想进行严格地控制。虽然民族主义者们的作品会被公开挑出来受到特殊关注，学生们很难看到，但他们可以阅读有关社会、经济和历史主题的文章。而且，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沙俄政府认为，有些知识分子号召武装斗争、区域自治和脱离俄国，反而帮助他们看到罗曼诺夫王朝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因此，恰夫恰瓦泽没有给君主政体和社会秩序直接带来挑战。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虽然看起来总是对社会和经济状况怨声载道，但并未号召格鲁吉亚实行区域自治，减少对沙皇俄国的依赖，故没有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威胁。为此，第比利斯的首席新闻检察官格奥尔基·齐鲁利（GiorgiZhiruli）曾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在工作中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能在圣彼得堡出版厚厚的杂志，以及断断续续地出现流亡者们办的报纸颇为满意。[19]这种环境，为进行一场公开辩论提供了可能。当保守派、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相互争辩的时候，就强化了对格鲁吉亚民族精神的论争。
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比大多数新生更加信心十足。他开始自己写诗，到达第比利斯后，就迅速地着手发表自己的作品。他的诗歌的主题包括自然、土地和爱国主义。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很欣赏他的才华，于1895年6月在《伊维利亚》杂志上发表了约瑟夫的第一首诗——《致明月》。格奥尔基·采列捷利的《卡沃利》杂志对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热情，丝毫不逊于恰夫恰瓦泽。1895—1896年间，为了逃避校长和督学的检查，约瑟夫以“伊·朱－什维利”（I.Dzh-shvili）及“索索洛”（Soselo）为笔名，在这本刊物上连发了6首诗。[20]
约瑟夫的《晨》是一首有着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动人诗作，后来在格鲁吉亚文学圈广为流传。
玫瑰花儿绽开了蓓蕾，
与蓝色紫罗兰相依偎，
铃兰被一阵轻风唤醒，
在青青草叶上方低垂。
碧蓝天穹有云雀歌唱，
高高飞翔于云朵之上，
树丛中夜莺歌声曼妙，
它对孩子们这样唱道：
哦，我的格鲁吉亚，祝你幸福！
祝愿我的故土处处安宁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