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经济崩溃坚定了斯大林对世界局势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是危险的。在红军成为欧亚两大洲不可战胜的力量之前，苏联的外交运作必须与其他列强相协调。即使对德国，尽管双方在西班牙内战中处于对立面，但双边关系未必就是不可调和的。斯大林也将德国作为他制定对日政策的一个恒定的地缘政治因素加以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逐渐认识到苏联的军事和工业成就，已经能够允许其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20世纪20年代，曼纳海姆（Mannerheim）元帅和毕苏斯基元帅分别掌握了芬兰和波兰的政权，苏联政治局一直担心他们会有反叛的意图。在后来的10年当中这种忧虑不断减少，红军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红军在1939年与日本军队交战中也很好地保存了自身的力量。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处理与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邻国的关系时，总是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这些国家只有行动协调一致，才会对苏联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希特勒掌握权柄之后，他们更担心被德国人征服，而无暇思考推翻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然而德国人却可以独立行动，因为英国和法国也容忍了德国一系列的扩张活动。苏联在外交上试图与英法联合来一起抵抗德国，却被英法断然拒绝。1939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领，而在此之前，斯大林一直给予它援助，但斯大林是否真正打算派遣红军参战仍是值得怀疑的。在了解英国和法国几乎不可能立场鲜明地反对希特勒的侵略的情况下，斯大林公开发表了苏联反法西斯声明。捷克斯洛伐克人本身并不愿意让苏联军队开入境内。1939年春夏期间，希特勒加大了对波兰的压力，他欲染指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市。波兰处于军事威胁之下，而当政者却拒绝与苏联结盟。苏—波间的敌意是华沙方面进行战略估算时一个恒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与希特勒进行交易，或许比置身于东欧事务之外更可取，也就不足为奇。
斯大林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情报机构和外交手腕来实现他的目标。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并不牢靠。中国共产党既要面对日本人，而且还要打败国民党。德国的共产党党员要么死在集中营、要么被关在集中营——也有少数流亡苏联。在中东欧地区，共产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也异常软弱。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也受到打击。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北美，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英国的共产主义只是对现状尤其是工党的一个小小的困扰而已。只有在法国，共产党才拥有一大批追随者。但法国共产党只是众多左派政党中的一个，尽管他们能组织工业罢工和政治示威，但他们主要是国家政治上的一个破坏性因素。斯大林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对共产国际的冷淡而经常受到批判，特别是受到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批评。事实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没有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任何希望。
即使革命爆发了，也只会使苏联的军事和安全政策变得更加复杂，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最后几年中选择的机会很少。斯大林对欧洲革命高潮到来的预测总是持怀疑态度，而满足于苏联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在全世界爆发的信念。斯大林相信全球性转变最终将会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预测的那样发生。但斯大林非常现实地看到了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只信任他的军队、他的情报机构，尤其是他自己和他的下属搭档莫洛托夫。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他们有限的外交经验，承担着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责任。尽管莫洛托夫在意识形态方面偶尔反对斯大林，[12]但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从未发生冲突。然而他们的这种一致性有时也增加了国家的危险，导致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决策方面，斯大林可能做出更为冒险的安排。他独自作出最高决策，国家的命运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和平竟然取决于他的心智的敏锐性。大部分领导人在面对这种责任的重担时可能会失眠，但斯大林不会。因为他已经清除了那些可能导致他变得焦躁（焦躁隐藏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和多余的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斯大林现在表现得更为自信，他意志坚决。政治局其他成员对于1937—1938年的大清洗仍然心有余悸，他们战战兢兢地忙于其他繁杂的管理事务，而将外交政策完全留给斯大林处理。内部的讨论逐渐地减少，然而它的成员仍然铭记斯大林的能力和决心。这种情况预示着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