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明显体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上。斯大林一直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维持联盟关系。尽管毛泽东认为斯大林高估了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所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但由于急需莫斯科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援助，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斯大林要求的“统一战线”策略。自从1927年遭到国民党的镇压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进行了改组。1934年，通过向中国北部挺进的长征，毛泽东巩固了中共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彼此之间抱有很深的敌意，他们彼此之间的怀疑导致零星的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只是因为借力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外部威胁，才暂时阻止了内战的爆发。日本1931年占领满洲并建立了伪满洲傀儡政府，明目张胆地实施进一步的领土扩张活动。斯大林像以往那样，主要从广义的地缘政治学角度进行思考，意欲强化苏联在远东日益迫近的国家安全保障，这种战略要求中国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暂时撇开彼此间的对抗，这实际上是第三国际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主调。
毛泽东一直设法摆脱共产国际设定的路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敢有这样的违命行为（斯大林也持相同观点）。毛泽东等人不仅没有与蒋介石结盟，反而将他俘虏。莫斯科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对苏联的干预感到非常恼怒，因为斯大林在庇护这个曾经在1927年对共产党进行过镇压，险些将共产党灭亡的敌方领导人。然而他最终还是采纳了斯大林的指令，否则将面临失去至关重要的援助的危险，这样共产国际最终占据了上风。[7]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局势发生了变化。北京和上海很快沦陷。面对民族大义，中国红军对国民党采取了更加合作的态度，然而中国的联合部队仍没有办法与日本军队相提并论。侵略者在农村烧杀抢掠，对城市居民大肆屠杀。斯大林承诺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加强对苏联边界的防范。斯大林同时下令对居住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进行种族清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分地区领导被撤换，而苏联红军对满洲国日本关东军一直处于戒备状态。苏联和日本双方一直互相猜测对方的地缘政治目标，而频繁的边境冲突更加剧了这种状况。雪上加霜的是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共同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克里姆林宫对此保持着极大的关注。斯大林认定外交上的让步于事无补，当关东军与苏联军队于1939年5月在诺门坎（Nomonhan）发生冲突时，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战争就此爆发。远东方面的红军增加了坦克和飞机的补给，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Zhukov）授命指挥这场战役。[8]
军国主义国家正试图在东方、南方和西方三个方向重新绘制世界地图。日本先后占领满洲和大半个中国，这证明了国联的软弱无力。同样，国际范围内的示威抗议也未能阻止埃塞俄比亚免遭意大利的侵略；而德国在积极干预西班牙内战之后，又兼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一直到诺门坎战役发生之前，苏联红军镇压国内农民反叛分子的行动远多于其对外部敌人的打击。检验斯大林在工业和军事上的战争准备的最终时刻到来了。
尽管遭受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伤害，红军本身的表现并无太大瑕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苏联人在1904年希望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不堪一击的敌人而获得胜利一样，日本人也预期苏联将溃不成军。朱可夫非常聪明且适应能力特别强，他从1933年之前德国军官苏联境内的训练科目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样，朱可夫也认为坦克编队对当代陆战来说非常必要。朱可夫的到来，给远东苏军的进攻性战略注入了新的能量。他目睹了斯大林对最高统帅（托洛茨基）的打击，意识到只有对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才能摆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唠叨。[9]他唯一的优势就是，自内战开始斯大林对指挥官在人力和装备给予方面，就再也没有设定上限。朱可夫筹划在资源上首先取得优势地位，然后才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到1939年8月，他已经拥有这样的一支军队，并开始他的战略进攻计划。斯大林透过军队指挥官和军事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谨慎地关注着这一切。此时的朱可夫需要斯大林的信任，而斯大林也离不开朱可夫的胜利。
英国和法国政府为了寻找遏制希特勒的方法，依靠与苏联签订协议不断向斯大林示好。然而这种友好的表示仍然缺乏应有的紧迫感。英国外交部派往列宁格勒参加谈判的官员，官衔过低，而且是坐船而不是选择更加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飞机——来到莫斯科，这位官员也未被授予任何外交决断权。斯大林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将欧洲外交作为自己的后路，另一方面又向柏林方面传递了并不反对与其和解的强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