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国内的恐怖状态扩展到国外其他地区的过程中，斯大林消耗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在西班牙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只是他狂热镇压行动的一部分，他还在欧洲暗杀反共的俄罗斯移民。个别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的共产党人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其中最大的追杀目标就是托洛茨基。为了追杀托洛茨基，苏联情报机关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托洛茨基先后在不同的国家漂泊流亡，最终在墨西哥城郊的科约尔坎找到了避难所。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再也没有根本性的威胁了。托洛茨基因为出版了《反对派公报》，并组织了第四国际而惹怒了斯大林。他在科约尔坎受到的第一次攻击来自壁画艺术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AlfaroSiqueiros），这次行动的失败使托洛茨基加强了安全戒备措施。但斯大林仍旧执着地要杀掉他。第二次攻击的准备更加精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雷蒙·莫卡德（RaonMercader）伪装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并潜入他的家庭。1940年8月20日，莫卡德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他在托洛茨基的家里把一把登山用的冰镐插进了托洛茨基的头部。
由于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于追捕斯大林的死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间谍任务的完成。[10]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间谍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欧洲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唯一保障。他们中人数虽少却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些人志愿到苏联服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也依赖欧洲和北美共产党的定期报告。
苏联领导人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判断，并使其最终服务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日本、德国和英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特工能够通过特殊渠道获得这些国家的机密。但问题不是信息的提供而是信息的处理和分配。斯大林坚持只有一小簇同僚才能接触这些来自外交部门和间谍机构的报告。斯大林疑心甚重，他很多时候都是独自把握这些绝密报告。国际关系的危机在1939年进一步加深。同时，斯大林也需要审查国家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等领域的政策报告，这占用了斯大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得他审查从国外流入的一些重要资料的时间就非常有限。相关情况汇报在内容上总是相互矛盾，它们的可信度也各不相同。斯大林对同僚的怀疑意味着他浪费了他的情报网络所提供的优势资源。[11]
斯大林也应该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力量大不如前而负责。苏联大清洗运动杀害了成百上千的人才，特别是对犹太人的镇压，导致在1937—1938年之后，莫斯科的官员和大使馆人员都避免谈论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情，他们尽量避免向斯大林提激烈和直接的意见。
1939年，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官员们在密切关注欧洲和亚洲事务时常常需要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对外交事务的干涉越来越频繁。1939年5月5日，斯大林通过变更苏联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层而使这一情况程序化，他本人首次就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之前他一直拒绝出任这一职位。自1930年起，斯大林一直放手让莫洛托夫管理政府。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黯淡局面，促使斯大林改变了想法。但莫洛托夫并没有被弃用，而是出任了外交人民委员一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倾向于在欧洲建立反法西斯威胁的安全体系，这似乎限制了苏联在1939年中期的外交政策选择，最终李维诺夫于1941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如果有机会，苏联将有机会采取更灵活的对德政策。（事实上李维诺夫的犹太人身份成为与希特勒和解过程中的一个深层次的阻碍因素。）莫洛托夫是俄罗斯人，更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新的信号已经释放出来，斯大林深信重大的变故正在酝酿之中。
这不禁使人猜测这是斯大林用来与德国做交易的长远手段，而且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传统。1917年11月，在柏林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列宁仍试图依靠对德妥协来推动苏联经济的复苏。列宁知道不管这种经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苏联想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几率很小。1922年的《拉帕洛条约》也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难道斯大林也有类似的定位？很明显这几乎不可能。斯大林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为了解除苏联对国外援助的依赖，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苏联一直在引进美国和德国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