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J.Hochman,TheSovietUnionandtheFailureofCollectiveSecurity,1934-1938,pp.43-51.
[13] G.Dimitrov,Diario.GliannidiMosca(1934-1945),p.203.
[14] G.Dimitrov,Diario.GliannidiMosca(1934-1945),pp.46-47.
[15] Endnote10inDimitrovandStalin,1934-1943,p.50.
[16] P.Togliatti,Opere,vol.4,part1,pp.258-272.
35．战争前夕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国家安全和外交问题彼此纠缠在一起。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公民由于民族血统而遭到斯大林逮捕，那些居住在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边界地区且又靠近他们原来国家的波兰人、芬兰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经常被驱逐到苏联其他偏远的地区。甚至居住在黑海附近苏联共和国境内，距希腊本土几百海里的希腊人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1]这一切显现出苏联国家安全政策的民族和种族维度。尽管那些非俄罗斯人的出版和教育事业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斯大林对某些种族仍显示出了强烈敌意，后来发展成为众所周知的种族清洗运动，当然对苏联来说种族清洗并不是陌生的事。国内战争结束时，政治局曾在北高加索地区对哥萨克人实施了这一政策。[2]在五年计划开始之初，基于民族血统之上的清洗运动再次浮出水面。[3]斯大林在大清洗运动期间及之后的驱逐、逮捕和处决行动，使这种镇压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苏联避难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未能够幸免。为使苏联免受外国的颠覆，斯大林近乎疯狂，他甚至到了屠杀在莫斯科流亡的波兰共产党的地步。斯大林不信任波兰共产党。20世纪20年代，曾有几位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同情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甚至早在“一战”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支持波兰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而反对列宁。波兰对苏联可能构成的威胁常常使斯大林焦躁不安，他轻信了叶若夫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波兰的流亡团体已经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情报机关所渗透的报告。1937年11月，斯大林不屑于采用个别人个别处理的办法，他要求解散在莫斯科流亡的波共。季米特洛夫——本身是一个流亡在莫斯科的保加利亚人——温顺地遵照斯大林的意见并写信给斯大林询问一些程序上的问题。斯大林毫不客气地要求他应表现出应有的紧迫感：“解散工作已经晚了两年”。[4]此前已经有几名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带往卢比扬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把其他残余势力收拾干净，其中大部分人被处决。
季米特洛夫的言听计从并没能消除斯大林对第三国际的怀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大批工作人员被处决。那些现在在西班牙工作、曾经忠实地执行屠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特工，也没能幸免。斯大林和叶若夫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马德里骗回，然后再杀掉。斯大林愤怒地斥责季米特洛夫，并痛斥“你们第三国际的所有人都有通敌嫌疑”。[5]在莫斯科，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执行大清洗；在国外，他派遣季米特洛夫对付那些行动相对自由的共产党员——尽管数量很少——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除那些与莫斯科路线不一致者或者是斯大林对手的同情者。这种惩罚性的气氛弥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要求国外的共产党员无限忠诚于自己。
共和派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打败后，斯大林的兴趣重新转向法国共产党和苏联对莱昂·布鲁姆（LeonBlum）社会党政府的政策身上。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Thorez）像他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同伴一样，警惕地关注着人民阵线的变化。最终接受了人民阵线政策后，多列士在1936年提议法国共产党加入布鲁姆内阁。这需要获得莫斯科方面的许可。当莫斯科提出反对意见时，多列士再次屈服于莫斯科的指令。[6]克里姆林宫对国外共产党实施了严密的监督，斯大林掌控这一切。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获得的信息和情报对斯大林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诸如多列士这样的领导人，因为要刻意讨好斯大林，因而对传递给斯大林的信息往往要根据斯大林的好恶进行过滤。斯大林对于他自己建立的决策体系信心十足，依照自己对全球发展的总体预测来运行该体系。尽管认识到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但由于要保证国内改革的成功，斯大林无法在国际事务上投入大量精力。但是大规模的、血腥的清洗运动仍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首选。只有具有超凡决断力的领导人才会干出斯大林在欧洲和亚洲干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