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朗哥迫使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撤退时，西班牙政府催促共产党人加入联合政府，斯大林打电话表示同意，并且由季米特洛夫给共产党领袖乔塞·迪亚斯（JoseDiaz）发去了一些策略性指导。最终，社会党党魁拉尔格·卡瓦列罗（LargoCaballero）出任政府首脑。在1937年3月之前，卷入一场结局无法控制的国际冲突，联合政府的有效性问题，以及来自军队的令人沮丧的消息都令斯大林焦虑不安。他本能地认为德国和意大利从西班牙撤军时，苏联也应撤出西班牙，并解散国际纵队。但在当时，斯大林坚持西班牙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15]这立刻成了共产国际的政策。然而，西班牙国内党际间的谈判几没有进展，多年来的相互对抗很难在一夜间消除。斯大林派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去搜寻并清除托洛茨基分子，也依然无济于事。对左派政治力量的不信任随着忠于托洛茨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的聚集而迅速加剧。西班牙共产党冷酷地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在政府中的影响。
情况每个月都在变化，社会党人拒绝服从西班牙共产党。到1938年2月，斯大林决定共产党员应从政府辞职。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以及在西班牙的陶里亚蒂都服从了这一决定，尽管这引起了反弗朗哥联盟中的混乱。[16]斯大林并没有制造任何使左派出现政治紧张形势的事件，但他使他们陷入了比以前更加致命的混乱局势。如果有人认为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对受害者所犯的罪行还只是为了巩固专制独裁的话，那么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就使他们迷惑不解了。因为一系列同样的政治迫害在西班牙上演。斯大林决定在共和派中的极左立场影响到西班牙共产党之前将其清除。的确，西班牙有大量的左派分子，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独立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不需要仔细考虑怎样选择，他知道不得不烧灼极左多元主义的伤口。西班牙将在斯大林的政治杀戮状态下获得援助。
那时，内战的形势已经无可挽回地偏向了弗朗哥。自1939年3月起，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支持的弗朗哥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共和国政府失败了。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的政策过分谨慎，在他看来，西班牙内战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向苏联以西扩展革命，并摧毁整个欧洲极右势力的政治基础。然而斯大林深切关注由他实行任何强有力的干预所带来的风险，他总是害怕将法国和英国推向弗朗哥的怀抱。很明显，一个由共产党人掌握领导权的西班牙联合政府也许很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和共产国际至少做了许多事，如果没有他批准西班牙共产党、共和政府几乎不可能坚持这么久。托派的批评者指责在斯大林管理下的苏联对外政策过分倾向于实用主义，他们忽视了苏联所能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经济的、军事的，尤其是地理上的这些掣肘因素阻碍了斯大林在当时取得更多成果。
如果说斯大林当时没有办法做更多有助于共和事业的事，但是他至少可以少做妨碍其发展之事。他对西班牙左派的态度，特别是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所作所为，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他的羞辱。由于他在自己假想的牢笼中实践，所以他无法想象如果不清洗掉其中一些不可靠元素，革命运动怎能适时动员起来。斯大林在苏联国内清除这些人的同时也在共产国际展开了类似行动。革命事业建立在左派政治内部健康的基质上，托洛茨基分子则是具有传染性的病虫。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理人在遥远的西班牙的高山和平原上捍卫着苏维埃自身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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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们在“一战”前有过短暂的合作。
[2] D.Watson,"ThePoliburoandForeignpolicyinthe1930s",pp.149-150.
[3]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外交档案开始对外公布，研究者方可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政策进行较为充分的研究。
[4] Ovoprosakh,LeninizmainI.V.Stalin,Sochineniya,vol.8.p.64.
[5] R.Service,Lenin:APoliticalLife,vol.3,p.136.
[6] M.Buber-Neumann,vonPosdamnachMoskau,p.284.
[7] 我特别感谢卡迪亚·安德烈耶夫对两战期间苏联外交政策的评论。
[8] DimitrovandStalin,1934-1943,p.13.
[9] SemnadstatyisezdVsesoyuznoikommunisticheskoipartii(b),pp.13-14.
[10] DimitrovandStalin,1934-1943,p.18.
[11] A.KriegelandS.Courtois,EugenFried,pp.255-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