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几乎完全同意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观点。季米特洛夫是使苏联和欧洲的共产党得以合作来适应快速变化的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智力源泉。斯大林自己的创新乏善可陈，然而这些变化与对外政策的变化一样，都必须经过斯大林本人的同意。事实上，给予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首脑的地位时，斯大林与李维诺夫另有打算，即斯大林并不限制苏联与中－左派政党建立积极的国际联系，他也想与法国加斯东·杜梅格（CastonDoumergue）政府和解。苏联领导层正在稳步推进建立“集体安全”政策。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允许他的外交官提出申请并最终使苏联于1934年9月加入国联。不仅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也是苏联示好的目标。[12]那些普遍害怕德国再度崛起的国家给予了斯大林所需的援助，这些国家对第三帝国的存在感到恐慌，并且所有这些国家都考虑克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厌恶心理。红军是东欧和中欧潜在的一支反纳粹力量，此时与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比十月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具吸引力。
观察家们对斯大林意图的判断有很大的分歧。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向着更加传统的俄罗斯式的议程稳步地推进。特殊的条约和联盟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问题：这样的事在每一代人中都会发生变化。但是流行着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斯大林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中的国际主义的目标，并希望苏联被世人看作是一支对于颠覆世界政治和经济制度不感兴趣的大国。另一些人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判断需要修饰。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地缘政治地位与斯大林的个人偏好导致了一种倾向：以牺牲与英国和法国的友好关系为代价，恢复与德国的友好关系。然而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挑战，他们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家除了对情势做出被动反应外，并无其他过人的才智。
他们低估了斯大林丰富思想的适应能力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破程度。同样明显的是斯大林极力避免列宁领导时期所犯下的错误。他在一次季米特洛夫参加的晚宴上对客人说，列宁曾在“一战”期间错误地号召一场欧洲国家间的战争，[13]但他也推动了国际关系史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列宁的发动下，莫斯科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成果。当这些信息猛然进入列宁的世界观框架内时，他仍然准备保持苏联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列宁曾凭借这种态度获得了权力，斯大林对此印象深刻并希望超越他。正如列宁曾在1917—1918年面临德国压力的严峻考验时得以维持苏俄的存在一样，斯大林决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中证明自己的勇气。当欧洲与亚洲的威胁同时增长时，斯大林希望做好至少是知识上的准备。他深知，如果没有这些理念，看问题就缺乏应有的深度。斯大林最厌恶和竭力避免的就是自己被看作是这些问题的门外汉，只是听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摆布。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将领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Franco）反叛了迭戈·巴里奥（DiegoBallio）（他的权威来自人民阵线）的共和国联合政府。弗朗哥向德国和意大利寻求援助，两国都同意了。当时的法国和英国虽然同情民选的政府，但依旧维持中立立场。西班牙政府联合了所有能联合的左翼政治力量，共产党是联合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
莫斯科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苏联是否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决定的时候。虽然很难向如此遥远的地区派遣红军，但是革命的传统使斯大林不得不认真关注来自马德里的请求。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不表现出抵抗德国的魄力来，欧洲将整个暴露给第三帝国，成为其扩张的对象。行动的失败也将标志着人民阵线政策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意义。资金和军需品运输船由列宁格勒驶向西班牙，同时，共产国际派出化名为埃尔科利（Ercoli）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去指导西班牙共产党的活动。陶里亚蒂与作为政治和军事使者的其他同志所面对的是一幅混乱场景。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西班牙共产党虽然没有加入联合政府，然而却成为左派实际的领导力量。人民阵线政策得以保持，同时莫斯科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夺取政权。季米特洛夫建立了由他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经过克里姆林宫同意的。季米特洛夫明白，忽视斯大林的意见极其危险。[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