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1932年7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命令德国共产党将社会民主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而不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将取得对政治左派的领导权优先于与纳粹主义斗争。这一异乎寻常的错误证明了斯大林从没有认真观察欧洲的普遍状况，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接到了他的指示和他派出的代表团的警告。当他们提出最迫切的威胁其实源于纳粹党时，斯大林反驳说他已经考虑过了，斯大林也深知希特勒长于竞选。他在回答包括弗朗茨·诺依曼（FianzNeumann）在内的拜访者时，答案非常简洁，显得极为坦诚。他争论道：“诺依曼，你难道没有想到如果民族主义者取得德国的政权，他们将完全专注于西方，我们则可以利用此段和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吗？”由此，他似乎意指纳粹作为凡尔赛和约最根本的敌人，将摧毁整个欧洲。他似乎认为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于共产国际由俄国向西推广革命。[6]
实际上，被击败的右倾领袖布哈林曾预料希特勒比斯大林想象得更具进攻性和更强大有力。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并于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证实了这一预言。他公然撕毁了《拉帕洛条约》，取消了德国国防军与红军的合作，肆意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是欧洲的威胁。《我的奋斗》与希特勒的言行并无二致，除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外，其内容没有显示出针对欧洲的任何不轨之图。斯大林对于德国政治倾向的断言被证明是极其危险的呓语。西部的威胁变得与东部同样尖锐，并且德国和日本成了苏联此后10年中对外政策关注的两个焦点。除了鼓励与美国发展更加密切的贸易关系之外，斯大林几乎不关注北美。关于南美、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他很少提及。政治局继续避免任何冒险性的革命行动，军备生产被赋予最优先的地位。莫斯科进行了漫长的讨论，以期制定对外政策充分应对德国的扩张。
政治局为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功所震惊，从而采取步骤来提高苏联的安全。美国宣称在外交上承认苏联，这是当时苏联最大的外交成就，也符合美国海外的商业利益。经过几年提升苏联在欧洲影响力的努力后，斯大林获得了通向新世界的一个窗口。[7]同时，远东的红军军力得到了加强，以防东京利用满洲半殖民地为跳板入侵苏联。斯大林没有忘记日本人在布尔什维克赢得苏联国内战争之前对东西伯利亚的入侵。与日本相比，德国有着更为开阔的战略空间来进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与欧洲所有的反法西斯政党合作，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符合苏联的根本利益。这一观点得到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他于1934年2月在德国的一座监狱中获释，并在苏联寻求政治避难。季米特洛夫反对官方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和成员界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8]虽然这些观点首创权属于李维诺夫和季米特洛夫，但必须得到政治局和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很多人认为苏联需要在欧洲拉拢法国。因为与苏联一样，法国也感受到了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威胁；斯大林理所当然地认为苏联和法国的和解符合双方的共同的利益。
斯大林也接受了李维诺夫的建议，采取了“集体安全”政策。在1934年1月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斯大林表达了希望改善和提升与法国、波兰的外交关系的意愿，虽然他不承认这意味着苏联对凡尔赛和约抵制态度的转变。斯大林反对纳粹领导人明确的反苏声明，因而没有向德国伸出橄榄枝。当时，他寄希望于美国（甚至是日本，他认为可以引导其与苏联合作）。
斯大林说道：
我们拥护和平与和平事业。但是我们不惧怕威胁，对于战争狂人，我们做好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准备。任何希望和平的人以及寻求与我们的事业合作的人都将受到我们的支持。但是那些试图攻击我们国家的人，将遭到毁灭性的报复，从而教会他们在将来不会把他们的魔爪伸向苏维埃。
这就是苏联当时的对外政策。[9]但是斯大林没有提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但有一点非常明确：苏联领导人正力图摆脱孤立的状态。
建立人民阵线是一个新的提法，但这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政策：这一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曾试用过。然而由于受到来自纳粹德国的威胁，季米特洛夫认为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部署以便更有效地应对这一局势。在10月份，他声称目前的共产国际过于集权。他对斯大林写道：应该赋予海外共产主义政党更多的自主权来灵活应对各国具体形势。[10]这并不意味着国外的共产主义政党可以选择是否组建人民阵线，他们被强制要求建立人民阵线。[11]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只是次一级的问题。他希望各国政党能正常地处理日常事务，而不是事事都请示。季米特洛夫要求赋予这些政党以一定的独立性，但并不是要打破上下之间的链条关系，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这种要求颇类似于期盼天上掉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