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斯大林来说，列宁先前的观点是正确的，苏联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便是避免介入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之中。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斯大林便强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他推崇和平主义或者想永远放弃军事活动。事实上，斯大林期待着红军能巧妙地利用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战争而坐收渔翁之利。他一直坚信他在《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所阐述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即：苏维埃国家需要更多的革命来确保自身的安全，以对抗外国军队的干涉和颠覆。[4]他用更多的精力来阐述列宁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即：苏联应该力求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斯大林将这一观点概括为，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会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利益“火中取栗”。
上述对外交政策的考虑实际上是以战争为前提的。但是这些考虑仅仅具有一般性，许多同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却被其误导，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已经将意识形态抛在身后的实用主义者。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苏联的外交活动的确出现了急转弯，列宁与斯大林的外交活动很少有一致性。在列宁时代，1918年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令许多观察家，包括许多共产主义者认为苏联抛弃了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目标，然而红军1920年入侵波兰，并致力于“革命战争”。同样的不一致性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明显地显现出来。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来指导欧洲共产党的初期活动，将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视为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但很快他转而坚持共产党应该和“社会民主工党”一起加入“人民阵线”。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调苏维埃外交政策灵活的重要性几乎不是什么特色，因为这是外交的普遍法则，与时间、地点或政治取向没有关系。1917年之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古老的国际关系运作方式。
斯大林甚至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时期，也从没有忽视对实际利益的考虑。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苏联的政治经济结构给资本主义强国带来了挑战。因为苏联受到敌视，并导致了内战期间遭到外国的军事干涉，政治局经常警惕这种状况再度出现的可能。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切切实实需要结束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但他们又继续寻找各种机会鼓吹革命。如果不消除十月革命的影响，就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苏联的这种孤立境况。最起码，苏联需要重新引进市场经济，并承认1917年之前俄国政府所欠债务。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斯大林打算走这一步。托洛茨基指控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斯大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和抹掉了列宁的遗产。斯大林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只是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加入了个人色彩。他的行为似乎证明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揭露以及消除来自国内外的阴谋活动。列宁向来怀疑外国的动机。在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时，列宁认为他们里通外国。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很少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区分，他不加区分地对待国外政府中的法西斯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人民阵线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的判断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为前提的。然而这与列宁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列宁曾经在1920年就迫使德国共产党与德国极右势力联盟从而颠覆魏玛共和国，并撕毁《凡尔赛和约》。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夸大了列宁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观点的差异。[5]
但是，斯大林是如何把这些原则转化成具体行动的呢？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并没有外交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只想维护苏联的生存。他并没有主动塑造外交事务，而只是对它们做出被动反应。对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而言，它的存在被视为是对世界上其他强国的挑战，几乎没有可供选择的联盟国家，因而这种外交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好的愿望便是抵消针对苏联的“十字军”威胁。他为边界上的扩张主义迹象感到不安，在北部和南部边界地区很少有威胁，而东部边界地区情况却糟透了。在1931年12月，日本入侵满洲，并建立了关东军控制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军国主义分子控制着东京。克里姆林宫对此极为关注，以防这成为日军穿过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前奏。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对西部的发展充满希望。实际上，国内外政策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两个方面均发生了极端事件。斯大林鼓励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继续与它们的政府进行政治对抗，极左分子的活动得到赞许，共产国际开始对那些受其指控的“右派思潮”进行对抗，而它曾在德国革命失败后对德国的事务持谨慎态度，并清除了同情托洛茨基的左派领导人。斯大林乐观的基础便是世界经济中的严重困难。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给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当政治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并实现了苏联工业产出大规模增长时，北美和欧洲的市场陷入混乱——德国的经济危机最为严重。德国主要城市中的共产主义者取得了政治优势，宣称大萧条是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斯大林同意这种解释，这恰恰验证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长期坚持的预言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