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是否能称得上一名国际政治家,素来争议颇多。历史的审判提供的大多数证据表明,斯大林过于专注于苏联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巩固,这使他无暇关注国外事务。许多人就此指责斯大林不了解也不关注国外事务。斯大林一直标榜“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位总书记过度地赋予这一口号以优先地位,无形中强化了斯大林不关心世界事务的错误观念:人们普遍认同斯大林并不关注世界事务。对此,人们普遍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已经抛弃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理想。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众多评论家都持此种观点。毫无疑问,斯大林关注苏联内部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了对外政策,事实上苏联外交政策如果没有他的积极介入就很难出台。像在20世纪20年代一样,斯大林继续高度关注对外事务。
斯大林一直认真思索国际关系和苏联的外部安全。在内战时期,他负责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制定。1920年,他与列宁讨论在欧洲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前景,并对红军在波兰的战役提出了军事和政治的思考;他特别建议沿着边界,主要是从土耳其到阿富汗这一线扩大苏维埃影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不是专注于派系斗争和官僚问题,而是积极参与并领导政治局制定有关对英国、德国和中国的政策。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等机构,则负责相关政策的详细阐释。1930年,格奥尔基·契切林因健康原因辞职,与斯大林并没有密切交往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接替了他[1]。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产生了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斯大林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担任这一职位,而没有任用诸如莫洛托夫或者卡冈诺维奇这些亲信。季米特洛夫原本鲜为人知,但自从他在德国接受纳粹审讯之后便名声大噪。斯大林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多次公开提及对外政策,只是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如果突然面临重要的任务,政治局内部会临时设立一个专供咨询的小组。[2]斯大林关注这一小组的工作,并适时进行指导和必要的调整,不断发出指示。除非斯大林点头同意,否则任何重要的决议都断难通过。只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斯大林一反国内事务事必躬亲的做法,并不直接介入具体或琐碎的事务。
外交人民委员部与共产国际的分离运作以及苏联最高层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会议(这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数十年之后)[3],为政治局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对此,国外流传着各种猜测。苏联军力正在稳步提高,每年的“五一”游行标志着苏联正在恢复其欧亚大国的地位。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世界事务呢?如果单单以他自己的言论和文章作判断,我们会发现斯大林习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全球政治,任何只考虑苏联利益的现实主义的苏联外交政策,都会遭到他的拒绝。斯大林反复宣称他受惠于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观点。在历届党代会上,他都将列宁思想作为苏联共产党继承的主要遗产而加以引用。列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存在,那么就会发生帝国主义间的对抗。先进的工业强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外交冲突,最终必然会导致战争。那些缺少海外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强国,一定会寻求更有利于它们竞争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这可能是更具全球规模的战争。在十八次党代会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重拾列宁的这一话题。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外交和军事冲突,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列宁在每一个细节上的分析,资本主义本身没有能力维持世界和平。
从这一观点出发,“一战”结束后签署的和平条约反倒成了未来军事冲突的诱因。1919年德国在凡尔赛受辱,决心通过实力重振雄风,而这必然会引发永无休止的冲突。美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专注于肢解大英帝国和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关系犹如一块化脓的溃疡,必将导致战争。问题的解决可能有赖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坚挺。在此期间,苏联依然是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国际联盟在1920年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拒绝给予苏联政府席位。而且战后条约产生的东欧新国家敌视十月革命。苏联政治局深切地感受到这样一种威胁:某种程度上,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也许会导致一场针对苏联的“十字军东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