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比利斯不像哥里，这里多民族共存，格鲁吉亚人本身是少数民族，此外还有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波斯人和德国人。俄罗斯人居住在库拉河西岸地区的中心地带，亚美尼亚人和波斯商人与其比邻而居，格鲁吉亚人与他们隔河相望。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邀请，从斯图亚特来到这里的德国移民，住在第比利斯的北部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面对的文化冲突比在哥里更为强烈。市政府、总督官邸、总参谋部、东正教及其他教堂、帝国银行、公共图书馆和军事博物馆，都坐落在俄罗斯人居住的市中心。这个区域马路宽敞笔直，新建成的高楼鳞次栉比。德国人所居住的区域纤尘不染，社会秩序井然。作为这个城市的巨贾，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从事银器、地毯和香料贸易，他们生意兴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格鲁吉亚人主要从事副食鱼和鞋袜的买卖。城市的东南部是一些工厂和监狱，约瑟夫在阿杰利汉诺夫鞋厂工作时，就对这里很熟悉。除此之外，在迪杜比地区有一个大型的铁路车厂和维修工厂。第比利斯城内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到处是穿高筒靴的俄国士兵、戴绿色或白色头巾的鞑靼夫妇、以中欧风格精心打扮的德国人。这些居民在传统服饰贸易中所取得的辉煌，使高加索地区的南奥塞梯、卡巴尔达、车臣和印古什商人相形见绌。
格鲁吉亚人对城市事务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国家通常派俄罗斯人作为政府特派员，从事行政管理，领导武装部队。银行掌控在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手中，最大的商业企业为亚美尼亚人所拥有。181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将格鲁吉亚东正教堂并入俄罗斯东正教堂，它受到俄罗斯等级制度的主宰。作为格鲁吉亚东正教的一部分，约瑟夫所在的梯弗里斯东正教中学亦服从于沙皇俄国的宗教权威。
东正教中学有一座四层的大楼，大楼的门廊上耸立着越过三角墙饰的科林斯柱。这座大楼由从事食糖贸易的百万富翁祖巴利什维利（Zuhalishvili）建造，1873年被俄罗斯东正教堂购买并由教会使用。大楼正面建造得很简单，没有通向门廊的台阶。因此，建造门廊是为美观而非实用。皇室的尊严牢牢地烙在高加索地区各民族心中，东正教中学象征了罗曼诺夫王朝在此地区的宗教和世俗事务上的统治。大楼其他部分像一座营房：[3]初入大楼，映入眼帘是衣帽间和餐厅。一楼有一个被当成教堂使用的大厅，二楼和三楼是些教室，四楼是装饰简单的宿舍。一条开放式走廊将宿舍连在一起，学生的个人物品一览无余。因此，学生没有任何隐私。在个人物品中，道袍、教科书和圣经是每个人的必备品。学校训诫东正教中学的学生，要为上帝、沙皇和帝国效力。
朱加什维利到第比利斯时，格鲁吉亚的总主教是弗拉基米尔大主教，东正教中学的校长从1898年开始是俄罗斯人格尔摩根（Germogen），督学是格鲁吉亚人阿巴希泽（Abashidze）。俄罗斯的神父们并不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坚持政治信仰自由。相反，当他们成为格鲁吉亚的主教后，变本加厉，其反动程度比俄罗斯的行为规范有过之而不及。在后来的几年，他们甚至公开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事业。很多人都成了恶毒的反犹分子，传播反犹观念。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认为他们是初期的法西斯党徒。在格鲁吉亚行使职责时，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消灭格鲁吉亚民族自信的痕迹[4]，并将这种褊狭发挥到了极致。格鲁吉亚语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受到严格的限制，按要求，学生们只能说俄语、写俄语，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对此，对整个俄罗斯帝国的教会教育制度影响很深的大主教约安·沃斯托尔戈夫（IoannVostorgov）给出了他的理由。他认为，第比利斯民族太多，语言也有很多，把格鲁吉亚语置于特权地位是毫无意义的。[5]因此，一些不太礼貌的牧师将格鲁吉亚语称作“污秽的语言”。[6]
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纪律严格，仅允许学生们每天进城一个小时，同时，要求学生对校长和其他员工毕恭毕敬。从阿巴希泽督学的办公室到大厅的左侧都是纪律管理人员，哪怕是小小的过失也会被罚关禁闭。管理当局还从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中培养告密者，以消除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校方定期检查学生的橱柜，只有那些被官方认可的书籍才能带进学校。正教中学的伙食也很简单，多是豆类和面包，学生营养缺乏，只有那些在寓所居住的人才稍有缓解。同时，学生们早睡早起。这些新情况，给初来乍到的约瑟夫和伙伴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在哥里，他们放学后可以为所欲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这种无所顾忌的时光此时就此结束，因为正教中学严格禁止这种散漫行为。对约瑟夫而言，更糟糕的是他的年龄。他离开哥里时，已到了16岁，但一般情况下，教会中学招收的是13岁的孩子。约瑟夫比正常的一年级的学生大3岁，因此，他的适应性就没其他孩子那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