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将多达百万从未触犯法律的人作为打击对象的事实，随即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他清除了每个独立的公共机构，这一行为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政府和秘密警察系统官员的支持与合作显得十分关键，否则这些群体有可能打乱肃反运动的整个过程。随着形势的发展，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赞同肃反运动。或许正因如此，斯大林才需要对他们进行这一考验，尽管他们的支持是虚假的而且短暂的。不但如此，他十分迫切地获取他们的犯罪证据，不管怎样，他需要向大清洗运动的幸存者，包括不明不白被他提拔的那些人证明，这场恐怖的大清洗运动是合法的。把大清洗运动和纳粹德国进行类比是贴切的，当德国安全机构抓捕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者时，德国政权对他们的敌视是公开的，对于被捕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命运，希特勒保持缄默。但这种羞怯的目标在于防止德国国内民众不必要的反对：让这些受害者披着间谍和破坏者的外衣来接受惩罚显得没有必要。他们被捕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和精神病人身份。
这种方式对斯大林来说并不合适，富农分子、神父、孟什维克党人、德国人、哈尔滨人和托派分子等称呼所涉及的抓捕范围，比希特勒在德国搞的清洗范围要小得多。对于备受尊敬的、崇高的苏维埃社会来说，这一方式会给苏联带来致命的形象损失。实际上，斯大林正在统治一个恐怖国家，他还是在乎一些官员的生命的，要让这些人拥有信心。斯大林对于这些受害者的态度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但这还不是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速记员曾经记录的内容：就整个国家范围而言，应有的法律程序也曾发挥作用，但这些都受到斯大林个人倾向的影响，因为斯大林本身就带着非黑即白的观点去看待世界，那些中间过渡的颜色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很显然，斯大林认为那些无法获得他信任的人，一定是在反对他和他的政治。就心理角度来看，他也需要找到那些受害者所犯的错误，既然国家内务委员部缺乏实际证据，唯一的可能就是将这些受害者认定为间谍和破坏者，并迫使他们承认有罪。此时，国家利益与领导人奇怪而反常的意图结合在了一起。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和这些事情并不相干，因为是国家内务委员部将证据送到他面前的，一些帝国主义代理人、颠覆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被统称为“人民的敌人”。斯大林是如此的多疑，以至于他基本上都要说服自己大多数被投入集中营和被枪决的人原本就有危害国家的罪行。他最为近距离接触这场野蛮行为并感受其后果，是当他发起双方对抗时，当时他让已经下台的领导人进行有罪“忏悔”，另一方则为已被揭发但还没被捕的领导人。1936年12月，面对库里科夫，布哈林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蝴蝶被别人用针插在板子上。
尽管从表面上看，斯大林从以上这种双方对抗中获得满足，实际上，当时他还是需要政治局其他成员对这些裁定进行批准的，只有当他需要政治局其他人的赞同时，他才会组织这些活动。1937年上半年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需要这样一种对抗形式了。随后的几个月里，肃反运动仍在进行，既波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也影响到“普通”民众，国家对内务委员部的屠夫们进行了褒奖，叶若夫的名字仅次于斯大林而备受官方尊敬。12月16日，轮到对阿贝尔·叶努基泽和一同被诉者接受审判，他们被判军事间谍罪、民族分裂罪和恐怖主义罪，都被秘密而快速地执行枪决了。[24]
1938年3月轮到布哈林了，在被告席上还有另外三位，他们在列宁时代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是：阿列克谢·李可夫、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和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亚戈达也是被告中的一员，他们是几名次要人物。在“大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国家内务委员部领导人组织了第三次审判，这些指控和以前一样荒诞，布哈林被指控在1918年密谋暗杀列宁和斯大林，妄图窃取政权。他避开了这一指责，但认可并承担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反斯大林阴谋集团的政治责任。克列斯廷斯基属于次要人物，第一次出庭时，他撤销了入狱证词，然而第二天，看起来更为憔悴的他又不得不认可原先同意的证言。几乎所有被诉者都经受了野蛮的殴打，布哈林得以幸免，但他看上去已经像一个残废之人了。他在狱中向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柯巴，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然而斯大林是个嗜杀者，在庭审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和瓦西里·乌尔里希一直在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命令道，一定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都相信宣判前，受审人员的忏悔是真实的。[25]这样，很多西方媒体记者都被欺骗了。3月13日裁决结果被宣布：几乎所有被诉人员均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