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举杯的意思多少有些与众不同。我们通常总是为领导者、首长、领袖和人民委员的健康举杯。这当然不坏。但是除了高级领导者，还有中级和下级领导者。他们，这些下级和中级领导者，在我国有成千成万个。他们都是谦逊的人，他们并不出头露面，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如果漠视他们，那就是盲目无知，因为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命运都取决于这些人。即是说，我们的经济领导的命运也取决于他们。
在做演讲时，为了避免将自己的身份降低到听众的水平，斯大林巧妙地选择词语。这样，使人们深信不疑，他是“大领袖”之一。而对这位领袖的崇拜，又使人们确信他就是这些“大领袖”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将赞誉肯定与谦逊质朴结合在一起，赢得了朋友们的信赖，对克里姆林宫的精英、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人民产生了深刻影响。
斯大林希望人们认为他并不热衷于民众对他的狂热崇拜。个人崇拜往往令人生厌。如果下属不能参透他的真正想法超出了奉承的限度，就会遭到他的训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很多年，有人意欲将斯大林所写的文章发表，令他气愤不已。1936年8月，在黑海海岸度假时，斯大林写信给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莫洛托夫，向他们寻求帮助，阻止文章的发表[10]。
然而，在斯大林的批准下，贝利亚出版了一本外高加索联邦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史。这本书驳斥了这样一个公认的观点：只有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流亡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党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它的内容大部分属于历史小说，但他所强调的边疆问题的历史重要性，早就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贝利亚并非真正的作者。他委任其他人写了这本书，然后将作者枪毙，将其据为己有）。贝利亚在高加索地区的强大对手内斯特·拉科巴也写了一本书，记录了世纪之交斯大林时在黑海沿岸的经历。[11]同时，其他人还写了多部有关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回忆录。[12]但是，对于斯大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如何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要人物、1912年如何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细节，尚没有只言片语。斯大林将很多问题隐藏得严严实实。斯大林还将敌人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史书上删除，那些在十月革命前与列宁很亲密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逐渐被从书中除去。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这种浮夸的赞誉之风持续增长。在1930年6月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对斯大林报以“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继而是长时间的欢呼”。代表们站起身，大声喊着“乌拉！”在1934年1月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同样的一幕。人们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并高声喊着“斯大林万岁！”1939年3月，肃反运动后，苏联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人们认为前两次的表现远远不够。于是，会议的组织者们安排大家反复地喊道：“为我们的领袖、导师和朋友斯大林同志欢呼！”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传记层出不穷。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Barbusse）在1935年所写的斯大林传记，被翻译成俄文。[13]正是巴比塞，使“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这句话传播开来。但是，即使是巴比塞的这番作为，都不能让斯大林完全感到满意。正是这种不满，促使他在1938年责令中央委员会开始写作《斯大林传》记述他从哥里小镇出生到登上党的权力最高峰的经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卓越地位，也得到了肯定。同一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同时，关于苏共历史的书相继问世，本本可以与之相媲美。有些书获得了中央委员会的赞许，这也为它们的作者——尼古拉·波波夫（NikolaiPopov）、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安德烈·布勃诺夫（AndreiBubnov）——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但是后来，坚持正统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官方只允许一种立场存在。为此，政治局组织了一批由V.G.克诺林（V.G.Knorin）、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和P.N.波斯佩洛夫（P.N.Pospelov）领导的作家，来专门写这种著作。
斯大林也在幕后悄悄地关注并参与这件事情，他亲自撰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章，还五次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工作。[14]这本书上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经列宁，一直到斯大林，是对马列主义的合法继承，但由于作者的主观立场所限，使得这本书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它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们每个争论，只有唯一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列宁及其继任者斯大林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点。他们在用摩尼教的语言，来解释苏共的历史。其中，既有列宁主义统领下的正义力量，也有反布尔什维克党团体下的欺诈和背叛的力量，比如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敌视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谴责“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异端分子及其他反列宁主义团体”。书中坚称列宁从不曾在理论或战略上犯过错误，斯大林幸运地继承了这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