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记下了他的回忆（这成为他于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后所从事的主要活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写了非正式的回忆录[4]，斯大林的女儿和其他一些姻亲也记录了他们的经历[5]。有时，斯大林会当着他们的面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话，给我们绘就了一幅其思想状态的简图。这些话，他能够对莫洛托夫或其他的亲戚随便说说，也同样可以是一场即兴演说，或者在私人宴会上的祝酒词。[6]当然，斯大林在讲话时经常隐瞒一些东西。斯大林在看人时，总是把他们假想成敌人。同时，还不断有意识地向个别人展示自己。他提前决定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并为此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同僚中，斯大林很少抬高声音，自控能力大名鼎鼎。[7]对于斯大林的思维运作方式，他的很多私人档案甚至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证据。
然而，一直以来都激发人们兴趣的是这位20世纪20年代的含蓄的官僚，如何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8]这个谜团源于分析上的惰性，即使那些反共产主义的学者，都拷贝了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录中所塑造的斯大林形象。但是，托洛茨基提供了一个自私自利的解释。他在牢记内战的同时，尤其强调斯大林如何密谋反对红军的组织政策。不过，托洛茨基没有提及当时斯大林是如何作恶多端，从事恐怖活动的。其实，内战期间，托洛茨基本人是一位醉心于恐怖活动的作恶者，便没有谴责自己也从事这种行为的动机。同时，他也不喜欢承认其应该能够预知斯大林在30年代的行为。
斯大林的暴力倾向，即使以布尔什维克党的标准来看都是很过火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也是很快被觉察到。内战期间，为了激起农民的恐惧情绪，他下令将南方战线附近的一些村庄全部付之一炬。[9]他以最微不足道的理由，逮捕了红军中帝国军队的那些官员，并用驳船把他们运到了伏尔加河。而莫斯科最后一刻的干涉，才阻止他没把他们淹死。[10]就是红军中普通的征兵工作，都有理由让他感到担心。对于作战部署工作，斯大林及其南方战线的同志们都不计后果，疏忽大意。因此，在他们的统帅下，部队中的人员伤亡毫无理由得高。当时，就连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军事专家的列宁，都在1919年3月的第八次党代会上对他提出指责。[11]一小撮残忍的同志聚集在斯大林的周围，就好像他是这个帮派的领袖。每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的朋友们就联合谋划，相互支持。为了实现他的目标，斯大林愿意付出任何人的生命代价，当然，他自己的除外。对斯大林来说，政治判断的最高标准就是必须捍卫和提升他自己的个人权力。
虽然斯大林残酷无情，却以其独特的方式保持着乐观主义。对于对他的方针政策提出质疑的同僚，他经常用的处理方式就是除掉他们。斯大林的论断就是，总能够轻易地发现一些人，来取代那些因蓄谋杀戮或无意伤害而失去的那些人。斯大林用典型的阿波罗神谕式的口吻说道：“当人们表明自己的愿望的时候，他就开始出人头地了。”[12]可见，他急于提拔年轻而有才能的人，并认为，从工人和农民阶级中征召上来的人能够迅速胜任大多数特殊工作。在他看来，中产阶级的专家是祸根，而最糟糕的，当属旧俄军队中的军官。托洛茨基明确要求，只有符合职业标准，才能对下面的人进行提拔。列宁时常犹豫不决，但他不愿意仅仅因为阶级出身就除掉那些真正为布尔什维克党所需要的人。如此看来，斯大林才是党的领导层中真正以阶级出身选人的狂热者。同时，斯大林认真对待列宁的灵丹妙药，即共产党的领导人使从旧社会过来的底层人民的潜力得以释放，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管理的任务其实比“资产阶级专家们”所坚称的要简单。
虽然斯大林狂热地坚持这种观点，且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并未流露出这种倾向，但他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并非独一无二的。不光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同意他的基本态度，其他相好的同僚也是如此。当他们在20年代至30年代迅速攀登到苏联政治并不稳定的顶峰时，他们就加入到了斯大林的阵营中来。但他的敌人也是这些人，因此，他们深知，一旦斯大林从权位上跌下来，他们的命运也会被冰封。他们与斯大林一样，将党派对手视为“草芥”和“浮渣”，卑贱且令人厌恶，并开始争相进行严厉制裁。1934年，伏罗希洛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称作“极讨厌的小人物，卖国贼和行将就木的人”，并写道：“应该消灭这种心如蛇蝎的卑鄙的讨厌鬼。”[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