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所写的1939年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上，斯大林做了简单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就可以管窥他的思维方式。虽然必须定夺所有实际性的国家事务，但他还是要研习这部有关认识论的严苛的著作。在该书的空白处，到处是他所写的评语。在点评列宁争论性的攻击时，他胡乱写下诸如“哈！哈！”、“亲爱的妈妈！真是一场噩梦啊！”这样的词语。[22]从他用拉丁字母一遍遍地写出列宁的名字，就显见他在精神上对列宁的关注。[23]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在这本书最后的衬页上所写的东西，即：
注意！如果一个人：
（1）强壮（精神上）
（2）积极
（3）理解力强（或能力强）
那么，不管他有其他任何罪恶，都是一个好人。
（1）软弱
（2）懒惰
（3）愚蠢
是可以被称为罪恶的唯一的东西。[24]
这种评论的内容非常不符合基督教教义，倒令人更多地想起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oMachiavelli）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而非《圣经》。对斯大林而言，“善”的标准不是道德方面的，而是效果方面的。个体应该判断自己的内部力量、勤勉程度、实用性和聪明程度。如果在为共产主义效力过程中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那么，他名誉上的任何污点都是可以原谅的。而且，评论的内容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所轻视的特点是软弱、懒惰和愚蠢。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狂——每晚都安然入睡。他并不是不为戴上国家的王冠而担忧，他也迷恋权力。但是，他自我要求也很高，想采取行动，但行动必须建立在合理判断的基础之上。他不能容忍怠惰，以及缺乏明智的承诺，并接受历史的喝彩。在判断自己漫长而充满血腥的革命政治生涯时，斯大林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诟病的东西。但是，像16世纪的加尔文教徒（Calvinist）一样，他感到必须时刻问自己是否真的达到了自己渴求的标准。他在同事中间时而生硬时而直率，也会时而自省，但并不折磨自己。他制定评判标准的这个过程，明显缓和了他自己的这种疑虑。斯大林逐渐走向成熟，创造着自己的神话。
他在某一版列宁的著作中草草记下其评价的事实，可能并非偶然。这说明，斯大林在以列宁的标准来衡量自身。列宁对他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他非常接近地认识列宁，持续不断地尊敬他，甚至爱屋及乌，对他的回忆都表示崇敬。但是，斯大林在记下评论时，并没有特意使用列宁主义的语言。斯大林非道德主义的风格可能不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而是源于更早期的一系列思想。他阅读过《君主论》，还在他自己拥有的那本书上做过注解。（唉！可惜这本书已经从档案中消失得无影无踪。）[25]斯大林坚持认为勇敢是非常重要的，恰好来源于马基雅维利对统治者的最高要求，也就是说，他应该表现出这种美德。“勇敢”这个词虽然是翻译成俄语或英语，但他等同于刚毅、努力、有胆略、有智慧。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斯大林就将自己视为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勇敢的化身。
斯大林心性复杂，性格多疑，生性爱幻想。悲剧的是，他通过迫害亿万民众，有机会将自己所受的心理创伤表现出来。他感觉敌人无处不在，整个认知倾向就是认定他个人生活或政治生活中的任何小问题都是人类有恶意的自主性，怀疑阴谋诡计在本质上是必然存在的，并沉溺在这种想法中不能自拔。斯大林不光对苏联内部持有这种态度，对外国亦是如此。1938年，在对反英的印度国民大会党思忖良久后，他确信该年度新选举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是受欢迎的，他们有一半多是“用英国的金钱喂养起来的间谍”。[26]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是，英国政府肯定花钱雇用了间谍。但是这样一大部分人都来不断告发圣雄甘地的说法，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它可能揭示了其倡导者的心理状态。在苏联，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这些阴谋很可能是一个特殊的牺牲者的单独行动，但他很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点。他的偏爱就是将一个“敌人”与遍地的“阴谋诡计”联系起来，与为外国敌对势力效忠的情报联系起来。斯大林的同僚们总感到在政治上受到围困，这样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倾向。
在驱逐了反对派、对整个国家实行大规模的暴力统治后，他们的这种感情并未消减，反而增加了。他们将反对或只是批评他们的每个人都视为垃圾，而予以消灭。并非所有人都贪恋恐怖措施，但一些人是这样的，更多人是心甘情愿的勾结者。他的同僚中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心，因为整个苏联社会的怨恨情绪很深重，同时，对于是否会有另一个领导层起来推翻他们，每个人都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