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并未遭受神经错乱（医生现今更喜欢用这个词，而不是“发疯”）之苦。与被归到精神病患者的那类人不同，他的精神问题并未阻止他每天都去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斯大林不是一位偏执狂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他有朝偏执狂和病态人格错乱的方向发展的倾向。在斯大林身上，有很多非常怪异的地方。他那些比较亲近的同事迟早会发现，这个人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只要他在场，他们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从少年时期就是斯大林的朋友的那些人，在意识到他的优秀品质的同时，也深感其不友善的一面。他满腔愤恨，报复心极重，多年来一直满腹委屈。对于他所采纳的暴力行动的后果，所持的态度极为随意。1918—1920年两年间，以及从20年代晚期开始，他采取恐怖措施的对象，大多属于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的社会团体。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不光迫害这些团体，也迫害他本人熟识的个人，其中，很多人是党内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他有能力使朋友和下属们变得神魂颠倒，然后严刑拷打他们，让他们参加强迫性的劳动并处死。这种能力表明，斯大林的性格极为紊乱。
斯大林早年生活中的某些因素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他拥有格鲁吉亚人的荣誉感和复仇感，从未放弃向对手们报仇的观念。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视角来看待十月革命，因此，暴力、专政和恐怖主义都是他和其他老党员喜欢并习以为常的方法。对他们来说，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斯大林的个人经历，使这种倾向更加严重。对于自己孩提时代所遭受的殴打、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惩罚性制度、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他这个年轻的积极分子的漠视、革命期间和内战期间自己才能受到的贬低以及20年代对他的名誉的攻击，斯大林从未释怀。
这还不是斯大林的全部经历，30年代他所处的环境的确非常凶险。当然，这也是由于他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造成的。然而，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个人及其政权处于威胁之下。20年代末，斯大林采用了一项为全国人民广为反抗、深深抵触的制度。他的历次演说都让人们深信不疑，官方的政策就是由他制定的。人们对他所表现出的狂热崇拜更加证实了这种印象。“一五计划”期间，富农、牧师和耐普曼灾难深重。人们推测，如果长千上万的受害者们能够挺过来的话，就会寻求推翻斯大林及其领导的政权。可以说，这种推测绝对算不上古怪。他深知，对手们认为他不可信任、愚蠢而危险，因此想要除掉他。斯大林已经习惯了未雨绸缪，哪怕发现一点点同僚不与自己和谐相处的迹象，也要将他们消灭掉。他认为敌人无处不在，无论等多久，都要把他们严厉地处理掉。可见，当时局势非常凶险。而斯大林是个古怪的人，文化、生活阅历，基本性格模式，都可能让他本人也成为一个险恶之人。
斯大林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所结交的那些朋友，要么忠诚于他，要么死掉了。对他而言，稳定的家庭生活或者永久的情感支持也已不复存在。他的第一位妻子早就去世了，同时，他作为一个地下党组织者的生活也陷于混乱，不能让人满意。接下来，他发现在流放中不可能交到朋友（并不是说他不努力）。他的第二任妻子自杀了，此后，他最好的朋友中基洛夫被刺身亡，奥尔忠尼启则最终也反对他的战略思想，从而与他反目。这样，斯大林再次陷入孤独，但是，他没有片刻的内心的宁静。总之，斯大林成了一个蓄势待发的狂人。
在国家发生的事情与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之间，有一个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使局势变得异常恐怖，在乌克兰、南俄罗斯、北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农业集体化等过程中，造成了千百万人死亡。城市农村、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大规模的镇压，大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因此，农村发生了起义，工业领域发生了罢工，人们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居于统治地位的党的领导人，甚至都不能全然依靠武装部队。但是，斯大林不光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反而为了加强统治而采取更加强烈的暴力手段，而暴力统治反过来使人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怨恨。斯大林——这个早已极度多疑和报复心极重的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强化并扩大了国家的高压政治。同时，这种状况也为他带来了最坏的影响。其实，早在他进行专横统治之前，就饱受人们诟病。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绝不是要寻找借口，斯大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只要他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就会肆无忌惮地、决绝地付诸行动。他的这种特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