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存在赞美专政、黩武精神、城市化、大型化、不信任西方国家和诋毁农民、农村和基督教的另一种思想体系，该思想体系就是马列主义。斯大林已经做的，是将各种有关俄罗斯民族身份的说法归结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版本，这个版本可以与其自1917年以来不断发展的马列主义观点实现最大程度的重合。他鼓励俄罗斯人保有民族意识，但力劝他们不要对这种民族意识进行探究。当局知道什么样的民族身份是对俄罗斯民族有益的。如果试图跃过“红线”，就会受到惩罚。
此外，苏联共产党希望俄罗斯人像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那样认同自己是苏联人。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培养了民众对沙皇俄国的忠诚感，这种对国家的忠诚感比对任何民族的忠诚感还要强烈。因此，斯大林效仿沙皇，激发人们对多民族国家的自豪感。他甚至希望，这种国家的自豪感强过民族自豪感。[18]在11月7日于伏罗希洛夫的官邸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番即兴演说：
现在，旧俄已经变成了苏联。在这个国家中，所有民族一律平等。通过加强自身的政权、军队、工业和集体农庄，它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苏联的各地区和各共和国中，俄罗斯民族是最苏维埃化的，也是最革命的。[19]
对于俄罗斯人为什么对十月革命和苏联比其他民族要忠诚，他没有做任何解释，但两个因素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第一个因素是，苏联是在俄罗斯领土的核心部位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因素是，苏共将不会给予其他民族的优势给予了俄罗斯人。然而，斯大林不想让他们变成民族主义者，故仍对他们忧心忡忡。因此，在其他民族拥有了自己的共产党时，他仍然阻止俄罗斯拥有它。斯大林将俄罗斯人的民族情感转化为苏联身份与俄罗斯身份的融合体，并通过这种办法赢得他们的支持，而无需打开民族主义这个难以驾驭的“潘多拉魔盒”。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的是，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化是有限度的。苏联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斯大林一直希望非俄罗斯民族主动加入到苏维埃秩序中来。为此，他需要建立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和新闻机构，以使当地民族团体有机会得到提升，并培养民族自豪感。于是，1861年逝世的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Shevchenko）被四面八方的赞美包围。同时，在格鲁吉亚及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人们对民族文学形象交口相赞。苏联试图让中亚各民族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区域单位同化，而且，这个进程仍在继续。1917年之前，白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薄弱，因此，他们继续拥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新闻机构。
在一个革命国家的框架内，这种强烈的民族融合要求新的统治形式。把斯大林描述成穿着红色外衣的沙皇是不公正的，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一些重大的国家仪式外，两人都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更别提去参加芭蕾舞会。但是，尼古拉及其妻子都定期前往农民们喜欢去的地方进行基督徒的朝圣之旅。1903年夏天，他们参加了在俄罗斯乡村举行的萨罗夫的圣塞拉菲姆的遗体安放仪式。[20]而斯大林除了定期去他的别墅或度假外，哪里也不去。同时，他也没有像沙皇那样屈尊去接待一群群农民请愿者，而按照列宁的理解，这种活动有利于他了解农村的大体情况，还有利于提高威信。但是，早在他开始担心个人安危之前，就对这种活动避之不及。他一定是知道了农民，或许还有大部分的工人，都会对国家糟糕的现状充满诸多怨言。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例外。斯大林第一任妻子的姐姐玛利亚·斯瓦尼泽，在其日记中记下了1935年11月斯维特兰娜生日那天发生的一件事。斯维特兰娜想要去坐莫斯科的新地铁，于是，斯大林决定安排玛利亚陪同她和弟弟瓦西里前往。但到了最后时刻，斯大林说他和莫洛托夫也陪同他们前去。这时，卡冈诺维奇惶惑不安。虽然他已经提前订好了十张票，但他对斯大林即将前往这一消息感到惊恐，因为他担心斯大林的安全。当他们到达克里米亚广场时，新开放的地铁站的墙尚未干透。旁观者们认出了斯大林，因此，地铁方面为他们安排了有独立引擎的单独的车厢。当他们走出离克里姆林宫最近的奥克霍亚德地铁站时，就迎来了同行乘客的热烈欢呼。[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