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沙皇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即创建了巨大的国家，一直到堪察加（Kamchatka）。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8]
斯大林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演员，他可能不相信这段话中的任何一个词。但他将马列主义与沙皇俄国的情感连结在一起，这很可能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
当时，斯大林也对弥漫在政治空气中的各种涌流做出了反应。个别俄罗斯人倾向于取代被斯大林派打败的对手，犹太人也失败了。根据他与犹太朋友（如果任何人都能够被称作他的朋友的话）之间持久的关系，我们很难把他看成反犹太主义者。但实际情况仍然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列宁所领导的政治局的杰出的成员，都是犹太人血统。在国家管理层中，俄罗斯人明显受重视。即使在那些非俄罗斯人的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人大多位居重任。相反，除了在那些俄罗斯民族占当地人口少数的地区，非俄罗斯人很少能够上升到高位，担任要职。从30年代中期开始，古拉格劳动营系统中就不乏民族和种族团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但俄罗斯族人除外。俄语获得无上的荣耀，成为所有学校和办公机构的必修课。虽然国家允许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教授当地的语言，但必须学习俄语。其他语言中的字母表都被修改了，大多数语言中的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文字系统都为斯拉夫字母的模式让道。[9]
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只不过在曲解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却使他中途放弃。“二战”后，俄国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流亡者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KonstantinRodzaevski）从哈尔滨返回苏联（他一到达莫斯科，就被枪毙了，因此，这不是罗扎耶夫斯基的明智之举）[10]，这使其确信斯大林主义是可以与法西斯主义划等号的。难道斯大林在主观上没有倡导这种情形而在客观上是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毫无疑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升了俄罗斯民族的地位，使其高于苏联其他民族。他认为，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对其他些民族的征服，是他可以效仿的。
苏联在大力吹捧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其他一些民族的残酷镇压。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都认为，斯大林使他们遭受了种族灭绝之灾。在疯狂的农业集体化之间，他们从头到尾忍受着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苦难。哈斯克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却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民族一直是一个农耕民族，但他们的村庄遭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的入侵。在驱逐了富农后，剩余的居民都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可以说，这两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比俄国大多数地区的俄罗斯人更加糟糕。当然，理由是相似的。哈萨克人固有的文化尚未接受农业，更不用说集体农庄了，这与许多乌克兰农户拥有的私人农场相冲突。因此，在始于2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中，这两个民族的人一定会遭受官方的沉重打击。
起初，政治局是以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理由来压制这两个民族。但是，这个运动一旦进行下去，斯大林及其同僚就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农村反抗的可能性越来越警觉。哈萨克斯坦的种族和宗教领袖不断遭到迫害。政治局在乌克兰所运用的镇压手段，不光为了对抗富农，也为了对抗神父、作家和学者。
然而，斯大林虽然愿意降低1932—1933年乌克兰的粮食征收定额，但他仍然有理由对这个共和国存有政治忧虑。随着农业集体化和剥夺富农财产运动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恶化，成千上万的农民试图逃亡到那些食品供应更有保证的地区。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在这些逃跑者中，就有携带民族主义毒瘤的乌克兰人。在斯大林的鼓动下，政治局命令乌克兰共产党当局从1933年1月22日开始关闭乌克兰共和国边界地区的人行通道。早些年，许多乌克兰人定居在北高加索的库班河流域。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他们将民族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其他地方。[11]在1932年12月14日，政治局发布命令说，在传统上，苏共主要将乌克兰的同志征召到乌克兰及有乌克兰人居住的其他地区的党和政府中，但这个政策运用得太机械，导致国家遭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渗透。于是，政治局命令这些地区在挑选晋升人员时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筛选办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