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便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逮捕和审判乌克兰文化领袖的迫害活动。
斯大林虽然没有试图消灭所有的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但他确实想要根除他们中间的所有反对者，最终目标是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变成经济高效的苏维埃共和国。因此，他允许这两个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尽管这种保留在形式上比十月革命后的十年受到的限制更多。如果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够成为苏联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那它将形成一个赢得东欧社会主义艳羡的经济典范。[13]富饶的哈萨克斯坦，也会成为被外国羡慕的共和国。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消灭教权和漠视大饥荒，成为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纳入共产主义秩序的标准程序。但是，在斯大林的马列主义世界观中，它们还是稍微有点意义的。
并不是所有将斯大林解读为民族主义者的人，都把他视为一个亲俄者。一些人认为，他对俄罗斯人的放纵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是想提高格鲁吉亚民族的威望，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推测，斯大林远远算不上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仍然保留着年幼时的爱国主义热情。虽然他喜欢到阿布哈兹海岸度假，但从未赞成1921—1922年做出的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离出来的计划。1931年，他迫使朋友内斯特·拉科巴接受将阿布哈兹并入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做法。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将阿布哈兹视为历史上格鲁吉亚的一个省，因此，很多人对斯大林的这个举措充满感激之情。然而，阿布哈兹一旦并入格鲁吉亚，就面临着格鲁吉亚文化的同化，尤其是在1936年12月拉科巴去世后。[14]阿布哈兹人的字母表被迫改为以格鲁吉亚文字系统为基础的体系，阿布哈兹语言教学也受到限制，格鲁吉亚官员被调往阿布哈兹。自1937年居住于西格鲁吉亚的明格里利亚人在这里落户后，这里也面临着人口调整。[15]
斯大林保持了自己在幼年时期培养起来的兴趣。他促进了古老的格鲁吉亚文学经典的出版，对绍塔·鲁斯塔维利创作的13世纪伟大的史诗作品《虎皮武士》依然兴趣不见减。他允许重新印刷亚历山大·卡兹别吉的《弑父》，因为这部有关山区土匪的传说曾鼓舞了孩童时代的他。正是这种对文学的兴趣使斯大林愿意花费时间阅读并修改沙尔瓦·努楚比泽的格鲁吉亚诗歌文集。[16]
然而，这些现象并未表明斯大林是一个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解释与他内战末期的政策不符，与他1921年对格鲁吉亚的征服不符，与他1922年对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迫害也不符。总之，它与20年代晚期至30年代晚期对格鲁吉亚农民、神职人员、文化人物和政治家的迫害不符。后来，很多格鲁吉亚人都把这个问题遗忘了。斯大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早已为人们所知。自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于1913年问世以来，他奉行的原则就是：没有有力的出版和文化机构的民族不应当被称作民族。他的前提是：通过加强这些民族与邻近高等民族的关系，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而通过增强格鲁吉亚人的影响力，这个任务是可以在阿布哈兹实现的。但斯大林还希望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引进俄罗斯文化的情况下，将自身的文化提升到更高水平。斯大林个人的经验告诉他，作为非斯拉夫民族的格鲁吉亚人，运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并非明智之举，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太强烈了。
在苏联，斯大林提高俄罗斯人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特别偏爱某些民族。他的这种做法，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原因。苏联是一个经历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国家，对于如何处理由此带来的问题，斯大林自有主张。但是，他也必须应付那些他和亲信们都没有预料到的状况。
在对俄罗斯民族身份的认同方面，斯大林的举措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与马列主义相去甚远。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大多数被公开承认的民族主义者们的主要观点，赞扬了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而斯大林不愿意将这些观点囊括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虽然俄罗斯农民质朴无华，忍辱负重，可在斯大林的思想中，这些都没有从正面的角度表现出来。他翻出俄罗斯的历史，为共产党占据国家权力、进行强有力的统治、实施恐怖主义和世俗主义、实现工业化、建设城市和乡村以及建立强大的组织提供历史依据。在1917年之前的知识界，就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只不过形式不完全相同而已。他所允许的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很大程序上是他自己的想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