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斯大林的讽刺语中，其核心具有内在合理性。斯大林生来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习惯和态度，他珍爱格鲁吉亚的古典诗作。他也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成吉思汗的著作，因此，亚洲各伟大帝国的统治者们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斯大林对俄国的体验也在他的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称赞俄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为这个国家往日的和当前的力量感到自豪，也为失去诸如萨哈林岛（Sakhalin）的领土而愤恨不已。他喜欢俄罗斯，也喜欢格鲁吉亚传统。斯大林的身份更像是两种身份的混合体。斯大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民族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带来损害，因此，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斯大林在内心里是否感到有必要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令人怀疑的。不过，他优先考虑的是统治苏联、改造苏联以及保证其个人的专政统治。
无论他个人的身份有多么错综复杂，这些优先考虑的事情都促使他改变民族政策。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一些人由于民族主义问题被逮捕，但同时他命令媒体要避免冒犯普通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由于诗人达米安·别德内嘲笑俄罗斯民众的癖好，而遭到了斯大林的指责。1932年，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下令拆除位于莫斯科中部的基督教救世主大教堂时指出，应秘密拆除，并且不应公开宣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因发布命令的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和一个犹太人而受到诟病。[4]1938年，斯大林的官方传记问世时，便几乎不提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背景。[5]
对于俄罗斯人在一位异族的政治家统治下生活所产生的怨恨，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担心。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及此前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看起来不曾对此有过汇报，但斯大林毕生对这件事情都很敏感。在一个秘密海报中，有隔河相望的两队战士的图像。一队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犹太人，另一队是由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统领的格鲁吉亚人。图像下方配文是：“斯拉夫人陷入争论，争论的主体是由谁统治旧俄罗斯”。[6]在斯大林的随从中，的确有几个非俄罗斯人，但这几个人也不都是格鲁吉亚人。20世纪30年代早期，犹太人卡冈诺维奇和亚美尼亚人米高扬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因此，斯大林对公众的意见并非不在乎。俄罗斯农民所受的重创，被迫害的东正教会及其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他们对现实政权的强烈敌视。官方将宣传重点放在斯大林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无疑使他逃脱了责任。
到那时为止，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很多最初对俄国传统的反对意见。20年代，苏联历史学领域的老资格是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MikhailPokrovski）。他将1917年之前的几个世纪的历史，描述为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没有一个君主或将军被赋予任何优良品质，整个社会制度被当作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从3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都发生了变化。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都被当作管理秩序、经济进步和扩大外部影响的创始人，而受到人们的称赞。俄军统帅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Suvorv）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MikhailKutuzov）被当作将俄国和欧洲从法国暴政下拯救出来的英雄，备受人们的尊敬。高加索地区的叛军一度被当作英雄对待。现在，历史学家们开始肯定沙皇俄国统治的诸多积极方面。俄罗斯的科学和文化成绩也被突出强调。他们认为，化学家门捷列夫（Mendeleev）和1936年逝世的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IvanPavlov）要比与他们相对应的外国人更优秀。同时，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经典被大量印刷。1939年，为纪念亚历山大·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苏联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活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嘲笑或诋毁俄罗斯及俄罗斯人都是很危险的举动。
在日丹诺夫和基洛夫的帮助下，斯大林对一些历史性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审查。[7]有说法以为：苏联正在提升沙俄最好的爱国主义和启蒙传统，却不会效仿沙皇专制统治的负面影响。同时，苏联还看重培养国民的国家自豪感，目的是赢得俄罗斯人的支持。1937年，在检阅完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游行队伍后，他参加了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个私人晚宴，这个晚宴的参加者是几十位主要政治界人物和军队统帅。在晚宴上，斯大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