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斯大林也会对自己所制定的政策引起的弊端和混乱感到困惑。1932年1月，他写信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提及乌克兰和乌拉尔的党委在各省粗暴划分中央政府安排的粮食征收配额，并询问这些党委为什么没有考虑地方特性。[10]但是，为了完成莫斯科的征收定额，各省的官员们除了运用现成的粗暴办法外无计可施，而他们仅仅在地方层面做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所做的事情。因为斯大林对农村和当地行政管理者所面临的现实缺乏了解，所以他断定这个问题是由地方官员的无能导致的。
然而，有关农业歉收和日益蔓延的饥荒的报告，甚至让正在黑海岸边度假的斯大林也感到恐慌。因此，他在8月中旬决定减少乌克兰的粮食收购量。在确保得到他的许可后，政治局为缓解当前的困难，立即决定将定额减半。[11]（倒不是说他不再对乌克兰党的领导人感到失望，实际上，他一直信守对政治局的承诺，即最终会将这些领导人开除。）[12]1933年庄稼收割后，斯大林也允许减少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征收的定额。[13]但他的迁就是暂时的，也是局部的。1934年9月，卡冈诺维奇再次要求降低乌克兰的粮食征收定额，斯大林反驳道：
我认为这封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它表明我们可能滑向一条不正确的道路，除非我们及时地（也就是立即）将这件事情转到坚定的政策上来。第一次降低定额是必要的，但他正被我们的官员（不光是农民！）作为其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进一步降低定额的第一步加以利用，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14]
斯大林是在提醒政治局成员卡冈诺维奇，应当坚持方针政策的基本方向。
1932—1933年的权宜之计，并未产生即时效应。虽然征收配额被降低，但留在农民手中的小麦和马铃薯，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他们采集浆果和菌类，捕捉家鼠和白鼠来充饥。在这些东西都被吃光的情况下，农民们只有靠咀嚼草和树皮维持生存。国家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大约600万人民死于饥荒。[15]同时，政治局还宣布了新的措施，于1935年开始实施《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该章程允许每个农户拥有1/4公顷到半公顷的自留地[16]，从而鼓励国民经济中的非国有部门发展。当然，这也表明，苏联消费者所面临的状况真是糟糕透顶。虽然私人农业生产还处于有限的框架内，但要是没有它的话，人民的生活状况会更加糟糕。即使是在大饥荒已经结束的1933年，农民还是要在最严峻的情势下竭力维持生计。城镇中的大多数工人的生活仅仅有了稍许好转，但扣除物价因素外，城市的工资仍然比“一五计划”前低。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已经使整个苏联社会陷入了饥饿、迁徙和劳动营的大漩涡中，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们因而悬崖勒马，试图摆脱经济转变的最极端政策，许多官员和大多数公民也期待着1928—1932年间的疯狂和混乱能够终止。
1934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人们就称赞这次会议将是胜利者的大会。表面上，代表们没有对党的领导人进行直接批评，对斯大林的中央工作报告报以热烈地赞扬。做工作报告时，斯大林信心十足，既谈到了对外政策，也谈到了内部方针，并为1928年以来所取得的胜利感到自豪。他强制实行了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镇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还在一个国家优先建设社会主义。与其说中央委员会因其当前政策和规定而扬名，不如说它因一系列的长远目标而与众不同。
部分代表们要求调整现有的政策，但并没有就乌克兰大饥荒或总体工业政策进行公开辩论。[17]然而，他们私底下却抱怨斯大林的方法和野心。最近这些年，各共和国和各省党的领导人吃苦耐劳，不遗余力地执行政治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命令，也享受着这些命令为他们带来的额外的权力和特权。然而，现政权向他们施加的长期压力，却令他们不满意。他们相信国家需要一段巩固期，更不消说他们的个人利益了。在无法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情况下，一些代表去找政治局成员谢尔盖·基洛夫，要他考虑从斯大林手中接过总书记的职位。有回忆录表明，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斯大林得票很少。负责计票的卡冈诺维奇为了确保斯大林能够连任，对投票结果进行了篡改。如果这是真的话，斯大林那时正在接听逮捕留金的电话，他已经站在了政治毁灭的危险中。[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