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拘留在莫斯科，并被指控与其追随者们一起组织了恐怖主义阴谋集团。斯大林一直担心左、右翼反对派有能力再度执政，尤其担心他们的思想会在当前党的官员中引起共鸣。在相继镇压洛米纳泽、艾斯蒙特（Eismont）和留金集团时，就没有人为此而欢呼。在莫斯科和其他省份，还可能潜伏着这类人。斯大林深知，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死心，还会觊觎权力。因此，他要求政治警察们通过窃听设备对他们进行监视。[24]他还知道，反对派不仅对他恨之入骨，而且根本瞧不起他。布哈林虽然当面尊敬他，背地里却对他大加指责。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他的鄙视更是达到了极点。托洛茨基虽然在国外自由自在地编辑《反对派公报》，但还是向苏联派出了间谍。斯大林意识到，共同的处境和政治倾向有可能使他们建立秘密联盟，来暗害斯大林及其政治局成员。托洛茨基暗中仍与支持者保持密切的联系。1933年1月，68名支持者在莫斯科被捕，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从中发现了大量他所写的新文章。[25]
在斯大林所倡导的政策的作用下，整个社会的怨恨情绪逐渐浓厚。农民们虽然被轰进了集体农庄，但他们对这种新的农业制度充满抵触，成千上万的富农家庭也受到破害。没有被提拔到管理岗位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工资、食物和住处并不比初期好。社会制度虽然处于上升期，但人们的痛苦却更加强烈。工程师、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甚至管理者都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怨声载道，民众的不满情绪很深，也很普遍。以前的其他党派的成员以及被打倒的共产党反对派，对于国家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制裁深怀怨恨。所有的民族和宗教团体都希望奇迹发生，即卸掉秘密警察强压在他们肩上的重担。总之，如果形势有变的话，全苏联已经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转入一场反政治局的政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承认”自己组建秘密组织，却面临着长期的牢狱之灾，永久不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制裁之下，他们承认应对尼古拉耶夫的行动承担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政治局，抑或说斯大林本人，判定季诺维也夫比加米涅夫更加危险，于是，对季诺维也夫判处10年监禁，而加米涅夫的刑期是5年。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未就此罢休，663名“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支持者被集合起来，流放到雅库特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地区。[26]对前党内反对派的控诉仍在继续，托洛茨基的大名经常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受到斥责。随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判决结束，政治局宣称要换发党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筛选出那些不能执行其任务，或行为举止不当，或曾属于党内反对派的党员。这些人，稍有问题，就会被纠察出来。被收回党员证的这些党员，也就不要期望再有公正的结果了。但是，当时也有迹象表明，到那时为止仍局限在前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的迫害运动，并不会止于此，所有人都必须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否则，就有被开除或被降级的危险。
1935年5月13日书记处发布的秘密指示，体现了换发党证的威胁性。[27]当时，斯大林如同脱缰的野马，非常猖狂。书记处解释说，冒险家、党的敌人和间谍已经牢牢控制了这种党证，布尔什维克党已经遭到了外国反苏维埃势力的渗透。5月20日，政治局干涉到这件事情中来，并发布了一个指示。这份指示指出，所有没被投入监狱或劳动营的前托洛茨基分子，无一例外地都应该自觉地前往古拉格集中营，接受最少三年的劳动改造。[28]斯大林对老对手和批评者的报复已经多年，未来几年内也会如此，现在，这种报复在愤怒中流露出来。11月20日，当被监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被指控代表外国敌对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时，这种报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斯大林集团的成员将历史上的反对活动与当前的叛国罪划等号，导致共产党的老英雄被指责为西方国家雇用的间谍。他们如同兔子般，对狐狸的到来严阵以待，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飞起来，所能希望的，就是其他政治局成员将以某种方式约束住总书记这匹野马。[29]然而，当时的政治气氛也不那么令人鼓舞。斯大林又故伎重演，认为既能巩固个人地位，又能巩固经济发展上升水平的最可靠途径，就是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会施加压力，要他们提高工业发展速度。在估量到了将遇到的反对意见的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利用工人们挑战传统生产方法的努力。据报道，1935年8月，顿巴斯（DonBasin）的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xeiStakhanov）在6小时的工作时间内挖煤102吨，这是煤矿经理们所设定的标准的14倍。斯大林将此作为对“二五计划”的消极抵抗仍在持续的明证，并将斯达汉诺夫召唤到莫斯科，给予其大量的荣誉和礼物。同时，斯达汉诺夫运动波及到所有的经济部门，就连农业和铁路运输业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