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没有经理们对他们进行特殊安排的话，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们就不能打破记录。经理们强迫其他工人为他们提供辅助性的支持，这就打破了一般生产模式，产量也相应地受到了消极影响。而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们走捷径，损毁机器是常有之事。然而，斯大林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生产方法被抛弃，让工人们通过增加产量获取殊荣的热情急剧膨胀。[30]
在经济领域的专家们看来，事态已经很糟糕。如果经理、工头、工程师和规划师们曾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出怀疑，就要受到刑罚。这种刑罚，曾运用到前反对者们身上。然而，斯大林仅获得了险胜。1935年，他并没有将进行迫害的热情局限在镇压反对派和当前党员身上，而是将愤怒宣泄在所有社会阶层的公民身上。他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清理列宁格勒，成千上万的贵族、地主、商人及其家庭成员，哪怕有一点点财产，都被驱逐到较小的城镇和乡村中去。到3月底，1100多人被驱逐出列宁格勒[31]。在其他大城市，这种政策也在不断被复制着。斯大林领导下的政治局，正开始清除城市中所谓的反苏维埃分子。这种做法，与他们从1929年开始在农村地区剥夺富农财产的做法如出一辙。
专家们虽然在工作中受到侵扰，但除非他们有明显阻止官方措施的实施，否则不会遭到严重迫害。而且，在斯大林的亲信中，有些人要紧紧地依靠他们。因此，这些专家也从中获益匪浅。打从1932年起，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就开始保护他的经理和规划师们。这不光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正被诋毁，还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没有他们精湛的技艺的话，他所领导的部门将不会完成“一五计划”的任务。
不管怎样，社会经济的巩固初见成效，1935年的钢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一倍多。[32]和“一五计划”一样，“二五计划”自开始实施起就被不断修改。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苏联政府不得不假定他们与第三帝国的战争可能一触即发。因此，“二五计划”的修改中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军械生产的预算。[33]很明显，这意味着要延缓实现消费品生产的目标。但总的来看，克里姆林宫对于他们所取得的进步是满意的。虽然国家政策是在危机的氛围中制定的，也是在这种氛围中宣布的，然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成员在通信或讨论中并没有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他们认为社会中存在对其目标严重的积极对抗，或认为经济发展并未取得进步。在1936年及其后，这种进步仍在继续。1937年——“二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工业生产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60%，农业也从集体化造成的创伤中逐渐恢复过来，同期的生产总量增长了50％。[34]
斯大林的个人活动仍然含糊不清。1935—1936年，他指导了苏联新宪法的具体细节的修订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很多主要人物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甚至在《消息报》编辑部工作的布哈林也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35]但是，最终的决定权仍然由斯大林及其政治局掌握，实际上就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作为一位对前反对派和所谓的“旧时代移民”[36]进行无情迫害的人，斯大林批准根据宪法，给予所有苏联公民全部公民权，而不管其社会、宗教和政治背景如何，并宣称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保证苏联公民拥有劳动报酬、食物、受教育、居住和工作。世界上尚没有其他宪法，能够提供如此广泛的益处。1936年，斯大林的政治伎俩曾有一段时间是最不透明的。在这段时间内，斯大林的角色也为观察者们所费解。按照理解，新宪法的大部分语句都是如此有益，以至于一些人认为他在搞阴谋诡计。他可能为蒙蔽外国人的双眼，从而有利于苏联国际关系的改善。也可能这是他计划将其作为国内宣传的工作，而不打算在可预见的将来认认真真地实现其内容。斯大林长期以来隐瞒在苏联的镇压和剥削行为，将整个国家描述成大多数公民的天堂。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介绍新宪法时宣布：“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在我国实现了。”他放弃了初期的思想，即在现政权所取得的成绩日益增加的同时，对共产主义的抵抗也会越来越强烈，而对1918年被剥夺公民权的老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宗教精英们恢复权利持欢迎态度。但是，斯大林不能容忍人们对政治局的方针政策的挑战。新宪法将苏联定义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其宪法权利是什么，公民都不能推翻苏维埃制度。斯大林在粉饰宪法中各句话的同时，开诚布公地说道：将不会削弱共产主义专政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