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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Pravda,16April1925。
[2] Semnadtsatyis''ezdVsesoyuznoiKommunisticheskoiPartii(b),p.28．参见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0页。——译者注
[3] Semnadtsatyis''ezdVsesoyuznoiKommunisticheskoiPartii(b),p.24.
[4] 该数字由A·卢卡宁（A.Luukkanen）引用。参见A.Luukkanen,TheReligiousPolicyoftheStalinistState,p.140。
[5] J.Barber,SovietHistoriansinCrisis,1928-1932.
[6] M.Gor'kii,L.AverbakhandS.Firin,Belomorsko-baltiiskiikanalimeniI.V.Stalina.
[7] R.Medvedev,ProblemsintheLiteraryBiographyofMikhailSholokhov.
[8] 斯大林与肖洛霍夫在1933年的通信往来，参见Voprosyistorii,no.3(1994),pp.9-22。
[9] GDMS,HallIIIcontainstheoriginalannotations.
[10] 扎克拉·梅格里什维利（ZakroMegreshvili）向我提供了其继父沙尔瓦·努楚比泽对斯大林的编辑工作的反应，因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
[11] S.Allilueva,Tol'koodingod,p.337.
[12] Krasnyazvezda,5January1995.
[13] Istoriyasovetskoipoliticheskoitsenzury.Dokumentyikommentarii,p.484.
[14] R.C.Tucker,StalininPower,pp.205-206。参见［美］理查德·派普斯著《共产主义实录》，郭新民译，民主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88-89页。——译者注
[15] A.Akhmatova,Sochineniya,vol.2,pp.167-168.
[16] R.Service,AHistoryofTwentieth-CenturyRussia,chap.12.
[17] R.Service,AHistoryofTwentieth-CenturyRussia,chap.12.C.Kelly,RefiningRussia,pp.285-309.
28．忧心忡忡的胜利者
纵然“一五计划”在1932年接近完成，但经济和社会中的极度紧张正变得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乌克兰、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饥荒日益严重，农村的反抗尚未得到完全镇压，对集体化分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和当地苏维埃中当权者的攻击仍在继续。虽然成千上万的农户在恫吓之下参加了集体农庄，但他们不愿忍受接踵而至的灾难，离开了农村。[1]类似的问题也蔓延到城镇，纺织城市伊万诺沃（Ivanovo）组织了反对现政权的罢工和示威游行。[2]
如同1921年的列宁，斯大林也意识到了必须在经济上进行暂时性的后退。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列宁主要由于担心农民的普遍反抗而采用了新经济政策，而能使斯大林恢复理智的是城市中的工人。如果工业化中断的话，斯大林执政的基础将会被削弱。领导者们普遍认为，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紧密相连。因此，从1932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民在所谓的集体农庄市场上对其剩余农产品进行贸易往来。1932年8月至1933年2月，国家计划征收的粮食配额由1810万吨减少到1490万吨。[3]“二五计划”期间，工业构成的暂时性后退体现为资本投资速度放缓，疯狂地追逐工矿企业生产数量的提高的做法也有所放慢。[4]国家终于开始注重公民的生活状况，计划在1933—1937年将工业消费品的产量提高134％，农产品的产量增加177%，住房空间扩大40%。[5]显然，斯大林开始回归理性。
政治局中对工业的讨论要比农业多。斯大林虽然感到有必要做出让步，但他对农村有自己的想法。工业政策让他进退维谷，当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减速、反对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时，他听到了政治局的争辩。凭直觉，斯大林倾向于奥尔忠尼启则，事实上却并不按照他的期望发展。1933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宣布将工业增长目标降低到13％—14％。[6]
社会问题上的压力只是得到了适度缓解。1932年，由于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粮食收成很糟糕。国家虽然减少了粮食征收的配额，但对人们免遭挨饿没起到任何作用。斯大林对农民所做出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对外粮食出口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对违抗者的刑事制裁比以前更加严厉。1933年8月7日，农民哪怕是偷一把粮食都可能被判处死刑，最少也会被判处10年监禁。[7]有一段时间，一些地区的农民绝望透顶，甚至孤注一掷地去食人肉。即使对斯大林而言，这种做法都极度残忍。他命令镇压由改革而引起的骚动。[8]同时，党、警察和军队都要确保自1928年开始的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成果。斯大林完全控制了苏联的经济政策，莫斯科或各省的共产党领导人哪怕有一点点异议，都会立即招来他的指责。结果就是，1932年下半年以后，没有一个政治局成员敢挑战斯大林的任何决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