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创作于30年代的知名艺术作品，儿乎无一例外地是不顾他的阻挠形成的。1935—1940年间，安娜·艾哈迈托娃（AnnaAkhmatova）创作了一整套挽歌，即《安魂曲》。但是，她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鉴于其诗歌有助于提高人民大众的士气，斯大林才对此有所松动。俄国诗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斯大林去世时还放在他书桌的抽屉里，直到1975年才在苏联全文发表。斯大林甚至恐吓20世纪中期的俄国古典音乐天才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Shostakovich），谴责他所写的曲子无人能够吹得响，而肖斯塔科维奇不得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他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苏联艺术家对于公正批评的回答”。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而言，音乐所受到的对待还算不上那么严苛。虽然肖斯塔科维奇感到恐惧，但他仍继续作曲，而且，他的交响乐屡被演奏。不过，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文学作品出版，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两部小说和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iPlatonov）短篇故事。总体上说，斯大林的统治对人文艺术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已经受到摧残的苏联艺术环境所受的破坏日益扩大。
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GreatTerror）就是要威胁大多数知识分子们公开与国家合作，否则，就保持低调。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敢于挑战权威，奥西普·曼代尔斯坦（OsipMandelshtam）就是其中的一个。1934年，他在一个私人宴会上朗读了一首反斯大林的诗，其内容包括：
我们虽然活着，
却对脚下的土地置若罔闻。
十步之外，
没人听到我们声音。
但那里有这么多说了一半的话，
句句都提及那个居于高位的克里姆林宫的人。
他的手指像铁钩，
手握大权把令行。
他金口玉言，
一言九鼎，高下在心。
他的胡子像蟑螂的触须，
上下翘动，威风凛凛。
他的皮靴总是擦得亮晶晶。
他周围有一群点头哈腰的马屁精，
他们阿谀奉承，供他玩弄，得心应手。
他们摇尾乞怜，唯唯诺诺，感激涕零。
他们高谈阔论，发号施令，
他们个个争先恐后，
把他的话奉为金科玉律，赛过福音。
牛头不对马嘴，是非颠倒，荒诞不经。
每一次大屠杀都要庆幸，
为这个胸怀宽广，粉饰太平的奥塞梯人庆幸。[14]
诗的最后一行再现了斯大林有奥塞梯（Ossetian）血统的谣言，当然，这个谣言尚未被证实。
在这个私人宴会上，有一个探子，因此，曼代尔斯坦被捕了。但是，就连斯大林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处置他。如果凭直觉，他就要把曼代尔斯坦处死。斯大林给另外一个伟大的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Pasternak）打了个电话，问他曼代尔斯坦是否真的是一个有天赋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进退维谷。要是他说“是”的话，他可能也会被捕；要是说“不”的话，将会使自己的朋友和对手被送往劳改营服刑。于是，他给了斯大林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个答案使斯大林挖苦道：“如果我有一个陷入困境的诗人朋友，我将拼命地去救他！”[15]1938年，曼代尔斯坦被遣送到了劳改营。可以说，被枪毙或监禁的优秀艺术家的名单很长，长得让人压抑，令人沮丧。在20世纪30年代被迫害致死的伟大的知识分子，比活下来的还要多。作家伊扎克·巴别尔（IsaakBabel）曾写过有关20世纪20年代苏波战争中的红军骑兵部队的短篇小说，后来成为一个牺牲者。戏剧导演弗塞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Meyerkhold）亦是如此。虽然20年代斯大林对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戏剧非常满意，但他仍陷入被压制的深渊中。1940年，自由潦倒的布尔加科夫郁郁而终。安娜·艾哈迈托娃虽然从未被捕，却也苦难深重，因为她的儿子列夫在她的住处被捕了。和布尔加科夫不同，艾哈迈托娃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着她的不幸遭遇。
在苏联，镇压无所不在，学术界和自然科学领域也难以逃脱。1929—1931年摆样子审判的牺牲者中，有像被谴责从事民族主义活动的谢尔盖·普拉托诺夫这样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斯大林最喜欢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叶甫根尼·塔尔列也被关起来。文学评论界是另一个受到威胁的学术领域，虽然斯大林支持将19世纪的诗歌和散文纳入其文化革命的计划中，但他不允许出版那些离经叛道的作品。每当他把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时，也会对这个领域痛下杀手。被镇压的那些卓越的学者的名单也是长长的一大串，其中包括生物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Vavilov）、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AndreiTupolev）和物理学家列夫·兰道（LevLand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