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斗争的舞台，他们没有忽视高等文化领域。此前，斯大林对该领域的干涉是秘密进行的。众所周知，到了20世纪20年代，与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进行接触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还写了《文学与革命》。进入30年代，斯大林试图将自己的影响强加到这个领域。为此，他对1914年之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历史做出决断。[5]同时，斯大林的下属也通过宣传鼓动局越来越多地干涉人文和科学领域。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于1933年逝世）和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政策路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决定将所有文化，不管是低等的还是高等的，都与其所建设的国家和社会相适应，因此，他更加频繁地与知识分子们接触，观看演出和芭蕾舞剧的次数也比以前增加。他继续不断阅读小说、历史书籍以及当代科学概论，并要求他的同事们也如法炮制。斯大林认为，文化转型必须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一样坚决。
作为其偶然的同伴，斯大林也欢迎一些知识分子。相较前些年而言，这也是他的一个变化。那些年，除了诗人达米安·别德内（DemyanBedny）之外，只有政治上的亲信能够接近他。1931年，从流放中被斯大林劝说回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就时常出入于斯大林的别墅。除此之外，还有小说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Sholokhov）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Tolstoi）。
然而，无论他如何高度评价高尔基，理由总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这点，他从未忘记。作为作家，高尔基可谓人尽皆知，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因此，在斯大林看来，他可以成为苏联的点缀。他一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就可以被当作伟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予以款待。而斯大林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929年，他劝说高尔基去访问索罗维特斯基战俘集中营，甚至还诱使他成为一本书的合著者。这本书，是关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的著作。[6]在连哄带骗之下，高尔基相信他们正通过人道主义的努力使劳改犯们的生活恢复正常。1934年，他还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作家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高尔基的赞赏有助于斯大林将苏联的文学艺术紧密地控制起来，斯大林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不得不去听这位作家的抱怨。高尔基所抱怨的，是当局对于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迫害。对斯大林而言，所幸的是高尔基于1936年夏天逝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认为，由于他一再向斯大林胡搅蛮缠，最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毒死了。不管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他的离世使斯大林自由地将其塑造成苏联文学领域的偶像。
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也与斯大林有交往，前者所著的《静静的顿河》是苏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数不多的没有攻击共产主义的好作品之一。这部充满了地方性习语的小说以南俄的哥萨克村落为背景，反映了内战期间的英雄故事。它的第一版中的内容有些迁就于白卫军，因此，肖洛霍夫按要求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著作，一跃而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经典著作。此外，肖洛霍夫还完成了有关苏联集体化运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书的写作。从美学观点来看，这部著作相较于《静静的顿河》而言，就没那么引人注意了。而且，它增强了人们的怀疑态度，即怀疑其《静静的顿河》中的几章剽窃自一位已故哥萨克作家。[7]即便如此，肖洛霍夫仍算不上一个卑躬屈膝的职业文人。当他在乡村中目睹哥萨克人被粗鲁地赶进集体农庄时，他震惊了。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斯大林写信，反映这个问题。当饥荒日益在南俄蔓延时，双方的通信都变得非常激烈。[8]肖洛霍夫的信件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斯大林与他的接触表明，对于忠诚的知识分子通过提出不会危及其政治地位的难题，从而对他产生有用的帮助，他是认可的。而在政治领域，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侥幸逃脱这种无礼的举动所带来的恶果。
斯大林所赞赏的另外一位作家是爱国主义小说家、19世纪作家托尔斯泰的侄子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逐渐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完成了使俄国重新统一的任务，将外部敌人赶走，并着手进行期待已久的工业化。这位作家将延续介于沙俄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统治模式的思想提供给斯大林，在他看来，党的总书记的职责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传统统治方式。这两位皇帝为了追逐国家利益，都利用了残酷的方法。其实，托尔斯泰多此一举，因为斯大林作为渴求俄国历史的学生，早已领悟了其与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的统治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