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每个共产党员一样，坚持认为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普希金的诗歌，还涵盖读写、算术、责任心、有效性、卫生保健和衣食住行。对于文化战线的事情，他和同伴们总是像信教入了迷般醉心于政治上的说教，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的政治信仰与其战争精神相融合，当斯大林强烈要求文化战线的斗士们起而应对手头的任务时，没有人低估这场运动的困难。在1934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宣称一场恶战即将来临。斯大林说：
党的仇敌，各色机会主义者和各种民族主义倾向者，都被我们击败了。可是，他们那种思想的余毒还在个别党员头脑中保存着，并且往往流露出来……我国有产生这种情绪的园地，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我国城市和乡村中至今都还存在有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他们便是产生这种情绪的泉源。[2]
斯大林已经着手开始发动一场战争，并决心要赢得这场战争。为此，他要求人们保有高涨的热情和战斗性。
大多数观察者断定，其终极目标仅仅是“赶上”西方国家，这其实低估了他的良苦用心。斯大林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计划的话，引发广泛热情的统治氛围是不可思议的。当他讲到向苏联引入“现代化”的时候，头脑中不仅仅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效仿。据他估计，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更高明的做法。
他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乌托邦就在他们的思维中处于显著地位。他们认为，苏联的现代化将把人类带上一个更高的层次，而这不仅是通过消除坏的旧传统实现，还通过做一些两方空前未有的事情实现。在苏联，失业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城乡物质条件的差异将会消除[3]，食品、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普遍供应也将得到保证。布尔什维克党总是宣称，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消耗性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列宁早就写过，工业家和银行家们不可避免地形成击败其竞争者，并以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为代价阻止技术进步的兴趣。而他们宣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采取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化，故不会徒劳地浪费资源，普遍适用性原则是其更高目的。至少，斯大林公开反对致力于奢侈品生产的部门的存在。对于个性化的选择，他有意识地轻描淡写，而将接受“集体”成员责任的“新苏维埃人”摆在优先地位。
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文章中，斯大林都倡导这些思想，并体现在公开露面时的言行举止中。他的着装如军人般，说话时避免使用“我”这个词，发布命令时以党的各个机关的名义，而非以其自己的名义，演讲时甚至缺乏技巧。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其传递这样的信息：苏联的现代化最终将会实现，并将给劳苦大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
居于统治地位的党的领导人们已经为文化转变扫清了各种道路。“一五计划”期间，他们发动了反对宗教的恶性运动，红军和25000名接受了教导的集体农庄突击队员逮捕了牧师和同样急切的富农。在这种情况下，宗教被镇压，很多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被关闭，1917年之前，有73963处宗教场所开门，到1936年4月，仅有30543处场所允许营业。[4]任何种类的民族主义都遭到践踏，各民族和种族团体的精英人物成为强烈怀疑的对象，甚至前些年曾与共产党员们结盟的很多人都难逃此厄运。从1929年开始，国家对主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摆样子审判，给予“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大量资金，支持他们进行反宗教活动。强烈提倡民族利益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MykolaSkrypnik）自杀时，官方没有表示任何遗憾。时代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经历一场转变，而在老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来看，这种转变已经过时了。现在，国家关闭了私人出版印刷机构。除非有政治和警察机关的允许，否则，在苏联和外国之间的往来也是不可能的。最高领导者们试图将整个国家隔离起来，除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外，不受其他的影响。唯其如此，布尔什维主义在文化方面的基本设想才会最终实现。
这些设想，在十月革命之前比其后更加多元化。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对社会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而且，这种倾向战胜了其他趋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极端主义战胜了其他政治局成员曾经持有的意见。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新运动中，暴力和野蛮表现得非常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