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列宁建议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ControlCommission）进行结构改革，斯大林很聪明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列宁还希望提高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但斯大林优先考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不再在厂矿工作的地方党的领导人。通过这种措施，斯大林控制了整个会议的过程，并削弱了列宁的意图。
斯大林还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他精心组织的话语中充满了狡猾，听起来就像一个进攻性十足的人。在报告中，斯大林谴责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并表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践都是正确的。其实，斯大林是在向人们暗示，他本人是沿着列宁制定的路线前进的。布都·穆迪瓦尼站起来说，斯大林和他的同伴们处理问题不公平。[18]不过，这时候斯大林已经有时间来应对这个问题了。他让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导人集中火力，攻击穆迪瓦尼。季诺维也夫也团结到了斯大林一边，要求穆迪瓦尼及其支持者彻底放弃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布哈林宣称，避免冒犯到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感情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也没有指出斯大林是成功实施官方政策的障碍。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了列宁的鼓励，但也竭力避免公开攻击总书记。但斯大林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集中，他有些自怜自艾地宣称，他原本不想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像往常一样，他表示，自己仅仅是在完成领导安排给他的任务。
在这种严酷的考验下，斯大林挺了过来，但也付出了代价，即他不得不接受对决议草案的几处问题进行修正，而且大多数人给非俄罗斯民族的权利，比他想给的要多。在格鲁吉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斯大林还是熬了过来。但是，列宁遗嘱仍然被妥善保藏着。这些遗嘱本来可能会在会议上公布的，但被他的同盟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拒绝了。[19]对于一个面临着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而言，这是一次值得庆祝的胜利。当时，就好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执政，一起来管理党和国家的事务。
所托洛茨基则错失良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支持者批评他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没能抓住机会。毋庸置疑，托洛茨基的策略不适合党内事务。但是，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断绝关系是否对自己有利，是有疑问的。中央和各省的很多领导人都将他视为波拿巴式的人物，即可能会领导军事力量反对革命的主要目标的那个人。同时，托洛茨基过去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对他也极为不利。人们也没有忘记，他在内战中被牵连进了枪杀红军中失职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政策。而且，在民主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他欣赏的数位下属在1917年之前都和他一样，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有的人连革命者都算不上。在党内的实力较量中，托洛茨基时而感到紧张不安。他已经意识到，即使在列宁去世前，罢免一个政治局成员也会被理解为觊觎最高权力。因此，托洛茨基决定在未来的几个月中等待出现更好的时机，然后再下手。
实际上，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的对手之间的对抗也日渐增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想打倒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合力保护斯大林。但自从列宁心脏病发作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对斯大林个人所采取的主动行为感到不安。季诺维也夫的住所离彼得格勒很远，他反对斯大林不经协商就做决定的做法。不管是内战中，还是内战后，列宁在制定政策之前，总会通过电话或电报征求政治局成员的意见，这已经成了常态，而斯大林做不到这一点。斯大林靠他在《真理报》编辑委员会、苏联民族事务、中东问题和共产国际问题上的优势已经走在了前头，且越发地目中无人。因此，季诺维也夫意欲对他态度强硬些。于是，他召集了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基斯洛沃茨克（Kislovodsk）附近度假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些人包括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Lashevich）、叶夫多基莫夫（Yevdokimov）。虽然拉舍维奇和叶夫多基莫夫与他一起在彼得格勒工作，是他信得过的支持者，但伏罗希洛夫靠斯大林庇护。因此，伏罗希洛夫很可能会将他们此次谈话的内容转达党的总书记。或许（最多只是猜测），季诺维也夫太天真了。但更大的可能是，季诺维也夫知道伏罗希洛夫将把他们开会的消息带给斯大林，而这些消息会使斯大林改变自己的做法，并为其带来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