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25日列宁口授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他的同事们，即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Pyatakov），而莫洛托夫则是这份口授记录遗漏的领导人之一。[3]因此，列宁就给历史留下了记录。其实，这份遗嘱主要关心的是上述名单中的两个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列宁说：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4]
列宁反复思考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敌对关系后指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5]他认为，党的分裂将会危及苏维埃政权的存在。
列宁接着说：“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6]在列宁看来，危险在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将会实施偏袒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不同阶级的政策，这就会引发萧墙之祸，从而瓦解整个政权。
对于了解遗嘱情况的很多共产党官员来说，这种分析看起来一反常态。他们意识到了苏维埃政权在国际体系中的孤立无援，没有忘记国内战争时期的外国干涉，也明白列宁为何指摘托洛茨基是可能给党的中央领导层造成不合的那个人。但是，列宁对斯大林的关心却使他们大吃一惊。在大多数人看来，根据“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即自1921年以来被称为“契卡”的报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都是政治继承的竞争中最有可能的赢家，甚至连捷尔任斯基也包括在内。[7]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斯大林也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随着对格鲁吉亚的争论的逐渐升级，列宁做了最终的估计。1923年1月4日，他就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做了补充。列宁口授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8]
列宁的计划仅仅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他没打算把斯大林从党的中央领导层中赶出去，更没想把他从整个共产党中开除。要是在1922年7月，这种观点不会被人重视，因为它仅仅是满足了列宁要解除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职务的要求。[9]列宁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完美的政治“星象家”，对于1928年之后发生的大恐慌的程度，遗嘱中全完没有预料到。列宁作为内战时期实行恐怖手段的主要支持者，没有发觉斯大林将在和平时期实行更深程度的恐怖统治的可能性。1922至1923年的遗嘱，仅仅局限于努力剥夺斯大林最重要的管理职位。[10]
关于格鲁吉亚事务的文件，被搬出来供列宁检查。他坚定地认为，尽管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人，但他们犯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错误。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中，列宁就已经承认：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声名狼藉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1]
他还口授了一篇关于党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文章，对工农检察院提出了强烈批评。很显然，他就是在告诉旁观者，该机构的领导人斯大林是其首要目标。《真理报》的编辑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故意减弱了它的冲击力，但列宁的基本意图仍跃然纸上。[12]此后，列宁又口授了一篇文章，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3]，要求立即提拔普通产业工人担任政治职务。原因在于，只有他们才有在中央委员会中创造和谐的氛围并终结官僚主义做法的必要态度。这是斯大林将受到打击的又一个信号。
列宁继续向玛利亚·沃洛季切娃（MariaVolodicheva）和莉迪亚·福季耶娃（LidiaFotieva）口授信函。虽然看起来他在娜佳·阿利卢耶娃面前不再谈及敏感的事务，但除了告诉秘书们将口述的一切保密，并将相关文件锁起来之外，列宁没有采取其他的预防措施。这就是他策划的使斯大林垮台的方式，而斯大林就是他所认为的对革命带来最大危险的那个人。列宁尚未摆脱过度自信的问题，这正是托洛茨基被其诟病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