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希望将托洛茨基排挤出去，为此，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据称，托洛茨基如果不出现在葬礼上，那么，他继列宁之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了。而斯大林作又成为葬礼的领导人，这又为他赢得了优势。这是不足以令人相信的，尽管托洛茨基在其后的几年中对斯大林的伎俩颇有微词，但他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由于他很重视自己的康复，便在苏呼米休养了几周，才坐火车回到莫斯科。
列宁的葬礼不是按斯大林所说在1月26日举行的，而是在1月27日。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托姆斯基、鲁祖塔克（Rudzutak）都是护柩者。斯大林身着半军事性的束腰外衣，并与其他人一道发表了悼词，以示对列宁的怀念。他的悼词包含很多誓言，并以下面的文字结尾：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您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2]
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运用了宗教意象的人[3]，其悼词也并非是最优美的，但它的意义更在于，斯大林终于能向整个俄国共产党发表讲话了，他发表悼词时就好像是代表整个党。这样，斯大林便成为追悼会的核心人物，勇敢地向列宁表露忠诚，而列宁，却是那个希望毁灭他的职业生涯的那个人。即便如此，没人能够想象出来当时他有多么沉着冷静，泰然自若。
中央委员会在公开场合搁置了争端，倒是经常会谈论其他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带来的威胁。内战后，这种担心屡屡被夸大。事实上，各党派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抗正处于低潮。但是，斯大林和格伯乌的头子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都没有放松警惕。他们认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甚至“一战”前成立的反犹太大屠杀的黑帮分子会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反革命运动。[4]他们的态度反映出俄共（布）领导人们对前景的困惑和疑虑。他们在十月革命中成功掌握政权使反对者们大吃一惊，因此，他们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从苏波战争中归来后，斯大林与格伯乌的联系一直很紧密。[5]这反映出党和警察机关的相互依赖，以及斯大林对于自身安全的关注。其实，苏联的专政在镇压中得以维持，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即使是态度较温和的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无法否认现政权对于格伯乌的依赖。当斯大林开始表现出其信心时，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暂时改变了对总书记的行为，不再讨论自己对他的看法，也不再阻止有关斯大林职业生涯的历史作品印刷出版，她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权威亦日渐衰落。为了重塑自己的地位，克鲁普斯卡娅开始以列宁生平的主要年表编纂者的身份示人，这也是她缓解丧夫之痛的一个途径。的确，在列宁死后的几周内，她编写了列宁传记的梗概。5月份，克鲁普斯卡娅将所写的东西寄给斯大林，征求他的意见。[6]斯大林自有理由和她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在回信中对她所做的工作极尽赞赏。当然，他小心翼翼地读了这份传记的梗概，并不厌其烦地改正其中弄错了的日期。[7]
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以列宁的崇拜者自居，并分别建立起了其男领袖和女领袖的地位。列宁的形象无所不在，彼得格勒被重新命名为列宁格勒，有关他的书籍和文章大量出版。自相矛盾的是，这种新的崇拜要求对列宁的文章进行审查，严格禁止列宁的评论与斯大林的政策不符的内容出现。这种崇拜还不允许列宁有一点点错误，其典型的例子便是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在此次发言中，他承认苏波战争大错特错，并宣称单凭俄罗斯民族一己之力不足以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8]这段话，就被禁止出版。斯大林为了提高其一直忠诚于列宁的名声，还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审查。在1920年列宁50寿辰大会上，斯大林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了列宁过去判断失误的问题。10年过去了，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允许重印这次讲话的内容，但被他拒绝了。他说：“阿多拉茨基（Adoratski）同志，虽然它的确需要再版，但这次演说实际上只是只言片语，而且还讨论了伊里奇同志的错误，所以我不认为它的内容很好，也就不要再出版了。”[9]在俄国，基督教让位于共产主义，列宁也就是这个社会的新的“耶稣”。如果共产主义要在俄国最大的民族团体中传播的话，还需要将列宁塑造为最典型的俄罗斯人。因此，斯大林禁止人们提到列宁的种族血统，对其曾祖父为犹太人的事实也秘而不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