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宁对他的秘书们了解得多一点，那他就不会那么粗心大意了。沃洛季切娃听了12月23日的口述内容后仓皇失措，心神不定，便与她的同事福季耶娃商量。福季耶娃建议她将口述文件的一份副本交给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斯大林看了口述文件后，大惊失色，但并没有停住前进的脚步。前几天，他发现克鲁普斯卡娅在帮助列宁与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就当前政治问题进行沟通，因此，便与她发生了争执。克鲁普斯卡娅的行为违反了政治局的命令，斯大林在要求她确保按照医嘱来照顾列宁的同时，对她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坚称她自己知道怎么做是有益于列宁的健康的，并认为如果拒绝列宁与其他领导人进行政治接触的话，其身体的恢复会更加缓慢。她给加米涅夫写信，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还说在党内尚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一样粗暴地跟她讲话。但为丈夫的健康考虑，她没将此事告诉列宁。斯大林并没有试图制止列宁进行口述，他只是在执行政治局的命令。[14]但是，他有理由认为，使他与列宁之间产生隔阂的事情终将会解决。
但是，几周后，克鲁普斯卡娅突然把斯大林对待她的行为告诉了列宁，列宁大发雷霆。虽然他自己也经常咒骂别人[15]，但绝不会谩骂女性。斯大林的行为冒犯了他，因此，1923年3月5日，他口述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斯大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妻子的言行也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16]
看了这封信，斯大林顿时目瞪口呆。他一直在试图弥合自己与列宁之间的关系，虽然列宁的口述和研究的成果会伤害他，但他仍允许列宁继续口述、继续研究。他还请列宁的妹妹玛利亚·乌里扬诺娃为他的事情辩护：“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要把这些方面都告诉他。”手里拿着这封信，斯大林努力地劝说自己：“说这些话不是列宁的本意，都是因为他生病了。”
斯大林半信半疑地胡乱地想着和解方法。他写道：“如果我的妻子做错了，你必须惩罚他，我将不会干涉。如果你坚持让我道歉的话，我心甘情愿地去给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道歉。”经再三考虑，他重新起草了一封信，承认自己大声斥责了克鲁普斯卡娅。但是，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做了政治局授予他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斯大林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们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要我怎样。[17]
每当斯大林想去道歉的时候，就好像往伤口上撒盐，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很难想象，他究竟如何以这样的方法来与列宁和解。但他是一个傲慢的人，不能让自己表现出更多的懊悔。看来，他马上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列宁受这场纷争的影响，于3月10日心脏病发作。一夜之间，斯大林不用再担心列宁会发动一场反对自己的运动了。心脏病发作后，列宁被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尔基别墅，成了一个靠夫人娜杰日达和妹妹玛利亚呵护的残疾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虽然医生说一切都没问题，但娜杰日达再也不信他们的话了。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了监控，格伯乌特工会将报告送到克里姆林宫，让斯大林随时了解情况。很快，斯大林便恍然大悟：列宁康复无望，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但是，列宁口述的思想，对斯大林而言仍是一个威胁。这位行将就木的领导人将他的口述打印成文，但这些打印稿在哪里，只有政治局成员和列宁办公室的秘书知道。不是每个政治局成员都对斯大林很友善，托洛茨基与他的关系就从未好过。因此，斯大林只能寄希望于另外四人中的一个。但是，对斯大林有利的，当属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及其他期望在与托洛茨基争夺最高权力时赢得信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同谋，他们不愿意将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当然，他们和列宁一样，对斯大林的缺点了如指掌，但对他的能力和野心的认识，不如列宁深刻。因此，在未来数年中，他们低估了对付斯大林的困难。这就意味着，如果斯大林能够熟练地耍手段的话，他可能会挺过这场风暴。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了日程。政治局想在这次会议上证明，即使列宁不在了，这个政权依然有效地运行着。本来授权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但他拒绝了。因此，这个报告就由季诺维也夫来做。而且，他和加米涅夫、斯大林提前安排了其余的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