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做法给未来积累了不少麻烦。如果不考虑亚洲其他地区的局势而决定这件事情，那么，斯大林可能会不顾阿塞拜疆的反对而将卡拉巴赫留在亚美尼亚领土内；如果他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的会议上固执己见，随心所欲，他也会将阿布哈兹交给格鲁吉亚，并行使内部自治权。[22]但阿布哈兹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叶夫列姆·叶什巴（YefremEshba）和内斯特·拉科巴（NestorLakoba）在苏俄与凯末尔帕夏领导的土耳其之间进行谈判[23]，并努力在莫斯科游说，以建立他们的阿布哈兹苏维埃共和国。此时，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政府吞并了阿布哈兹。叶什巴和拉科巴坚持认为，他们的国家重新并入格鲁吉亚将使布尔什维主义的荣誉受损，失去人心。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同样辩称，如果斯大林对叶什巴和拉科巴让步，会招致人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还是对前者做出了让步，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这虽然以惹怒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为代价，但除此之外，他毫无办法。
7月6日，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党组织全体党员大会上的演讲，更是令其陷入困境。听众本就对他很气愤，他的演讲更是雪上加霜。斯大林争辩说如果没有俄罗斯民族的特殊照顾，战后格鲁吉亚的经济是不可能恢复的。[24]这种说法既不属实，也令人不快。事实上，西方的投资和贸易能够帮助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农业重新走上正轨。斯大林以更坚定的立场，理智地宣称：
一到达第比利斯，我就被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的工人们中缺乏从前的团结而惊呆了。民族主义在这里的工人和农民中滋生蔓延，不同民族的同志们中的不信任情绪亦不断增强，到处是反亚美尼亚、反鞑靼、反格鲁吉亚、反俄罗斯民族及其他的民族主义情绪。[25]
斯大林的这段论述并不被人们接受。事实上，他是在警告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和活动家们，必须向外界显示出莫斯科对他们的支持是值得的。孟什维克政府将阿布哈兹人、奥赛梯人、阿扎尔人的土地视为历史上格鲁吉亚的一个省，宣称尽管他们语言完全无关，但阿布哈兹人是格鲁吉亚的一个部落。在这种情况下，阿布哈兹、奥赛梯和阿扎尔的居民的确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因此，该地区要实现融洽与和睦，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做出表率。
在第比利斯的一次工人集会上，斯大林的演讲使他的境遇更加糟糕。当时，人们以沉默来回应这个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子解释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这种态度与对待被废除的孟什维克党的内政部长、斯大林的老对手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的态度形成反差。拉米什维利演讲后，人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26]于是，斯大林勃然大怒，在契卡的保卫下，气冲冲地离去。他在第比利斯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缺乏包容性的，最后一段插曲更使其颜面尽失。像往常一样，斯大林通过打击别人来发泄着他的愤怒，并认为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皮利普·马哈拉泽个人应对当时的混乱负责。由此，马哈拉泽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布都·穆迪瓦尼。[27]当时，斯大林感觉自己提拔了一个更加忠诚、更加顺从的布尔什维克党来统治格鲁吉亚。当然，他错误地估计了他的这位得力助手。事实证明，斯大林错了，穆迪瓦尼并非一个顺从之人。正是他，鼓动列宁即使在病床上，还就民族问题投入到反对斯大林的行动中。
分析1922至1923年间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激烈争论，暗含着一个事实：斯大林所坚持的，正是斯大林按照列宁的要求做了让步后他们所达成的全面协议。1922年12月31日，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予以通过。1924年年初，新宪法正式开始实施。联邦制仅仅是一个屏障，而关于每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决定，都由俄共（布）政治局做出。斯大林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族人民的偏爱与日俱增，但对提高其他民族权力、声望的满足也未改变。苏维埃共和国得以保全，自治共和国激增。斯大林及其下属为语言学者们提供资源，让他们为高加索地区及西伯利亚地区一些小民族的语言创制字母系统，以使他们可以着手发展学校教育。因此，很多民族和种族团体享受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经营出版机构和学校的自由。俄共（布）也试图吸引本土的年轻人入党，在1923年6月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主持的、由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解释过这个问题。[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