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斯大林和列宁一样，都尽可能避免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麻烦。当时，欧洲大国的领导们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Genoa）齐聚一堂，而苏联和德国都被当作卑贱的国度来对待。于是，列宁瞅准了苏联与德国取得谅解的机会，提议双方单独签订一项贸易条约。1922年4月，条约在拉帕罗（Rapallo）附近如期签订。其实，签订《拉帕罗条约》时，两个国家考虑的都不仅仅是贸易。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能重整军备，因此，德国打算在苏联的国土上秘密试验军事设备、训练部队。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欧洲“革命高潮”已经平息的事实。尽管签订了《拉帕罗条约》，但是，在1923年，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六周年时，按照季米特洛夫的指令，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鼓励武装反抗德国政府。对此，斯大林束手无策，一任这种冒险活动的进行。
但是，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工作安排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即1922年5月25日，列宁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当时，他做了一个手术，取出了1918年8月遭暗杀时留在颈部的子弹。当他正从这个手术中逐渐康复的时候，突然大面积中风，右半边身体瘫痪，丧失了行动能力，讲话也模糊不清，思维明显混乱。各组医生，包括从德国请来的广受赞誉的专家，就列宁的病情进行协商，但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是遗传性心脏病，有人认为是梅毒，有人认为是神经衰弱症，甚至有人认为是近来的手术对他的颈部产生了影响。有好几次，列宁都全然放弃了生的希望，认为自己已无药可救。但在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和妹妹玛利亚·乌里扬诺娃（MariaUlyanova）的帮助下，列宁重新振作起来，接见来访的客人，了解公共事务中的最新情况。
作为总书记，斯大林是最常来访的客人。对于列宁而言，斯大林不是他的朋友，充其量是他政治上的伙伴，因此，列宁对他评价不高。他告诉玛利亚，斯大林并不聪明，是一个亚洲人。列宁也不能容忍斯大林叼烟斗的姿势[17]，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典型的职业阶层人士，常常吹毛求疵，希望同伴们能像欧洲中产阶级那样，做事彬彬有礼。于是，列宁将对斯大林的不满诉诸于充满民族优越感的措辞，说斯大林不仅仅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还是一个东方人，一个非欧洲人，因此，是低人一等的。事实上，列宁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偏见仅仅出现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却造成了他的失败。直到那时，他才弄清楚斯大林可能是接替其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当时，列宁想到党内权力的问题时，他总是认为只有那些牢固扎根于党的原则的人获取权力的机会才更大。他断定，无论在哪一个党中，唯一值得考虑的接班人应是该党的理论家，其典型案例是他对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的痴迷。但他发现，无论是“一战”前还是战中，他都过高估计了考茨基对德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考茨基虽然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形成影响有限。[18]
列宁在距莫斯科北部20英里的高尔基市的乡村康复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算得上其与遥远的克里姆林宫政界之间的中间人。每当斯大林到达那里着手开始与列宁的谈话时，列宁就会让她的妹妹玛利亚为客人取一杯像样的酒。斯大林是个大忙人，需要周到的款待。最近，玛利亚学习了照相技术，试图为列宁留影。一次，斯大林来访，玛利亚捕捉了一张他和列宁的合影。[19]他们两人相处融洽，经常坐在外面的平台上讨论问题。在其他情形下，中央委员会有一些事情要按照列宁的喜好去解决，但他又不在，使他不得不将这些事情委托给斯大林。但列宁有一个使斯大林感到非常胆怯的要求：列宁在中风前，曾要求斯大林给他找些毒药来，如果他瘫痪的话，能够服毒自杀。5月30日，列宁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要求。此后，斯大林走出列宁的房间，门外是布哈林。他们两人一起与玛利亚商量这件事情。三个人一致同意，斯大林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列宁的要求，应该回去告诉列宁，大夫对于诊断持乐观态度，因此，自杀是完全不妥的。[20]这段插曲就这样过去了，斯大林重新开始往乡下跑，以使列宁了解首都的政治状况。[21]
列宁生病时，脾气见长，并向斯大林寻求帮助，要解雇那些让他感到苦恼的医生们。他向斯大林说道：
如果你让克伦佩雷尔（Klemperer）离开这里，那么至少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