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掌管书记处的这几年算不上成功[8]。事实上，自从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后，还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份工作做得非常好。[9]对此，列宁非常失望，他和莫洛托夫定期在会上密谋反对托洛茨基。他向莫洛托夫传递纸条，命令他：“你要发表反对托洛茨基的演说，说得越尖锐越好！”他还说：“撕掉这张纸条！”会后，托洛茨基知道了莫洛托夫是被指使这么做的，两个人便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中。[10]1921年，列宁个人的健康问题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怀疑莫洛托夫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不能控制住托洛茨基“这匹马”，因此，他断定，要将组织部和书记处更加严格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3至4月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成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候选人。同时，经研究，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瓦列里安·古比雪夫（ValeryanKuibyshev）为其副手。托洛茨基的盟友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目睹这一切，便明白了将来要发生什么。他站在台上，明确反对斯大林占据多个职位。[1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抱怨的是中央权力过度集中在斯大林手中，但他更想说明的是，一个人占据这么多重要位置，并不能有效地完成他的所有任务。不管怎样，在党代会上，还没有形成关于总书记人选的最后决议。1922年4月3日，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有人批评列宁及其亲密的伙伴，说他们通过为斯大林挑选工作先发制人。显然，列宁在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在斯大林的名字后写上了“总书记”一词。[12]此时，加米涅夫出面平息争论。因此，在斯大林将其在工农检察院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更多地委派给他的副手的情况下，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任命才最终生效了。无论如何，党的工作都要放在第一位。[13]
按照惯例，人们推测斯大林适于执政，因为他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僚，深谙行政管理之道，且有着非凡的能力和毅力。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1917年，他主编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十月革命后立即成为列宁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知己。内战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政治委员，1920年在乌克兰和波兰两国开展军事行动。当时，虽然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委组织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从没有在这三个职位上花费太多时间。而且，每当在首都召开的那些行政会议拖拖拉拉的时候，他总是焦躁不安，这点是人所共知的。当然，每次他都像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其他领导人一样，一直挨到会议结束，因为他们领导着一个亟待巩固的国家。他们必须对行政决策的执行和监督倾注和政策制定一样多的心血，否则，国家便会四分五裂。列宁选择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原因，更多地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而非行政管理方面。列宁要做的，是将其盟友斯大林放在一个对维系其政策的延续至关重要的岗位上。
列宁强调说，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职位并不等同于党的最高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从来不设主席。[14]当然，列宁说话拐弯抹角，其真实意思是他本人依然是主要领导者。无论是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中，还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和斯大林曾闹翻过多次，这在中央委员会中也是正常现象了。因此，列宁自信地认为，他将不会使现状失控。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大致轮廓表示同意。他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行政管理者，经常在争论的过程中向领导层内部自由地提出个人意见。而且，与后来对他的描写截然相反，虽然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小心翼翼，但这没有使他总顺从于外国的意志而不去冒险。即使在1921年3月《英苏贸易协定》签定之后，他还对向阿富汗（Afghanistan）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事援助青睐有加，其目的是要逐渐破坏大英帝国的利益。[15]他也继续关注新兴的波罗的海国家，尤其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斯大林甚至将这两个国家视为从俄国非法剥离下来的领土，认为“它们理应成为俄国的军事范围，并作为我国经济恢复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因此，如果苏俄永久保持孤立的话，斯大林一定不能接受。但他承认，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尚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认为，政治局应当尽其所能继续专注于战后重建，等待国外出现新的革命良机。在其后的多年中，他一直持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