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活动分散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注意力，使他们暂时忘了自身权力所面临的根本威胁。当时，卫戍部队不断叛变，俄国主要工业城市的工厂中工人罢工，整个国家的农民都出现了问题，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整个省都起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无论是叛乱者、罢工者还是农村的反抗者，要求大体上都是相同的，即建立多党民主制、结束粮食收集制。坦波夫省（Tambov）农民的反抗终于使政治局成员们恢复了理智，1921年2月8日，他们决定对现有政策进行重大变革，采取以实物累进税制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做法，农民可以将余粮拿到当地市场上自由买卖，这就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的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并使红军得以肃清各种反抗。其实，这算不上政治方面的退却，其目标是使苏维埃俄国在现存的这种状态下免遭破坏。因此，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对基本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起草委员会。政治局对此没有争论，因为要想避免灾难发生的话，就要改变原来的措施。
从3月8日开始的党代会出奇的安静，颇具雏形的新经济政策几乎得到一致认可，列宁主义不费吹灰之力，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取得胜利，其支持者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组织了党派活动。同时，工人反对派的批评被严厉回绝。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呼吁工人阶级应该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及其工作场所的条件产生更强烈的直接影响，但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在大会上引起反响。列宁一派轻易取胜的原因与其本人的声誉和斯大林的足智多谋关系不大。[2]2月28日，距离圣彼得堡海岸35英里远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at）海军基地上，水兵们发动了一场叛乱，而十月革命时这些水兵是布尔什维克党最热切的支持者。此次叛乱使党代会上的代表们大惊失色，他们意识到，整个苏维埃政权都处于根本性的威胁中。因此，他们主动加入到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兵变中去。团结就是力量，就连托洛茨基也率兵进攻喀琅施塔得。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内战时期的经济体系，即人们所熟知的“战时共产主义”（WarCommunism）的一次退却，应当和政治镇压相互配合，而这种想法并没有遭到反对。同时，党的十大禁止党内进行宗派活动，所有的宗派自行解散。
党的十大之后，列宁要求斯大林确保由列宁派控制党中央各机关。由于在政治局、组织局、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担任重要职务，斯大林有些不情愿地答应掌管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中的宣传部。[3]因为这虽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但实质上给他增加了沉重的工作负担。
然而，宣传部的政治活动对一个致力于将单一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执政党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问题是这要涉及很多机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是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Krupskaya）任副部长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对于斯大林坚持用党的权威来发号施令的做法，克鲁普斯卡娅非常气愤，就向列宁求助。对此，斯大林坦率地告诉列宁：
我们现在在这里处理的问题，要么是误解，要么是太过随意的方法……你提出我离开宣传部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你今天对我本人和政治局的提醒。你能够回忆起来，在宣传部的这份工作是强加给我的，而不是我找上门去的。由此可见，我不应该反对自己离开。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好提到这个与上面所说的误解相关的问题，你就将把我们两个人都置于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就会认为你是为了克鲁普斯卡娅才这么做的，你正需要一个“牺牲者”，而我心甘情愿做这个“牺牲者”，等等。这都是不合时宜的。[4]
斯大林的耐心大打折扣。很显然，他同时要求不再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的职务。[5]他希望也需要被认可，叫嚣辞职是其表明意愿的常用方法。列宁对此心知肚明，并予以回绝。对列宁而言，斯大林在其团队中太重要了。
工会纷争之后，列宁丧失了对托洛茨基的信任。他担心的事情还有托洛茨基意欲抬高新经济政策中国家经济计划的影响。其实，托洛茨基并非列宁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整个中央领导层都使他步履维艰。连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哈伊尔·托姆斯基（MikhailTomski）都拒绝服从党的命令的时候，列宁要求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6]自1918年开始，党的领导层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四分五裂。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列宁的要求，他束手无策，也不再介意说什么了。最近这几年领导人们过度劳累，给身体造成了损失，几位同志都饱受病痛的折磨，这更使党的工作难上加难。季诺维也夫心脏病两度发病，加米涅夫慢性心力衰竭，斯大林患有阑尾炎，布哈林的身体也很糟糕。在这些新经济政策的有力支持者不在的情况下，列宁只有自己执行政治局决定的措施。[7]因此，他渴望斯大林回到他身边支持他。在工会论战中，列宁好不容易把斯大林吸收到列宁主义的事业中来，他支持任命斯大林为俄共（布）党的总书记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