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RGASPI,f.558,op.1,d.5193,p.2.
[4] RGASPI,f.558,op.1,d.5193,p.2．斯大林写在了工农检察院的信纸上，可能他的目的是想告诉列宁他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RGASPI,p.1.
[5] Politburominutes,24November1921:RGASPI,f.17,op.3,d.234,item10.
[6] RGASPI,f.46,op.1,d.3,p.18.
[7] RGASPI,f.46,op.1,d.3,p.18.
[8] RGASPI,f.5,op.2,d.8,p.24.
[9] R.Service,TheBolshevikPartyinRevolution,chaps.5-7.
[10] Molotov,Poluderzhavnyivlastelin,p.261.
[11] Odinnadtsatyis''ezdRKP(b),pp.84-85;RGASPI,f.17,op.2,d.78,item1-i-b,p.1.
[12] Molotov,Poluderzhavnyivlastelin,p.240．这是莫洛托夫晚年的回忆。
[13] 参见1922年4月3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讨论。RGASPI,f.17,op.2,d.78,item1(9/b).
[14] A.Mikoyan,Takbylo,p.369.
[15] Bol'shevistskoerukovodstvo,Perepiska,1912-1927,p.214.
[16] Bol'shevistskoerukovodstvo,Perepiska,1912-1927,p.72.
[17] N.A.Uglanov,'Vospominaniya',VospominaniyaoVladimireIl'icheLenine,vol.7,p.72.
[18] R.Service,Lenine:ABiography,pp.248and293-294.
[19] RGASPI,f.16,op.3s,d.20,p.61.
[20] 'VospominaniyaM.I.UI'yanovoi':RGASPI,pp.11-12.
[21] 列宁特殊保卫单位的领导人的报告。RGASPI,op.2s,d.39,pp.26,45,61,76and89.
[22] RGASPI,f.17,op.2,d.25993.
[23] ITsKKPSS,no.4(1991),p.188．列宁仅仅希望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姆斯基成为候选人。
[24] Politburominutes,10November1921:RGASPI,f.17,op.3,d.228,item2.
[25] ITsKKPSS,no.9(1989),pp.195,197and198.
[26] ITsKKPSS,no.9(1989),pp.195and197.
[27] ITsKKPSS,no.9(1989),pp.198-199.
[28] ITsKKPSS,no.9(1989),p.200.
[29] V.I.Lenin,Polnoesobraniesochinenii,vol.45,p.121.
[30] V.I.Lenin,Polnoesobraniesochinenii,vol.45,pp.211-212.
[31] RGASPI,f.64,op.2,d.7,p.133.
[32] ITsKKPSS,no.9(1989),p.209.
[33] 了解1922至1923年间列宁和斯大林在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理由，参见R.Service,Lenin:APoliticalLife,vol.3,pp.298-303。
18．国家与革命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和斯大林就试图齐心协力解决民族问题。当时，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帮助，列宁是应付不过来的。虽然斯大林并不指望列宁感恩戴德，但他期望双方能够相互交换意见，对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地分析。因此，在民族问题上遭到列宁的反对，使他大为光火。事实上，两者之间对此问题的意见存在分歧，早已不是个新闻，但他们对统治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战略导向看法一致。斯大林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整个内战时期，还是政治局中民族、宗教和边界等相关事务的专家。当他的军事任务履行完毕后，仍保有民族问题的决策和控制权。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开始谋划永久性的国家结构时，斯大林被委以重任，担任最核心的角色，并于1922年正式开始执行。
对于民族政策中的诸方面问题，人民委员会打定主意已久，允许各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到他们自己的学校学习，到他们自己的新闻机构工作。同时，还承诺训练各民族和各种族群体中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年轻人担任主要的政治职务。虽然内战期间斯大林经常不在莫斯科，但他一直监督着政策的执行。他不在的时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执行管理委员会的会议混乱不堪。有时候，即使他出席，会议也会杂乱无章，持续很长时间。他的副手斯坦尼斯瓦夫·伯特考斯基回忆说：
有时他会耐心顿失，这一点并不惊奇。但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他绝不这么做。每次会议，没完没了的争论会耗尽他的耐心。但每当此时，他常常会突然走开，动作非常敏捷。离开时，他会说：“我马上就回来”，然后，迅速从会议室消失，躲到斯莫尔尼宫或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小房间里去。[1]
斯大林只是众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的一个，因此，他的不快还不能使其他人闻风丧胆、胆战心惊。只有列宁，可以凭借其更高的个人威望逃脱人们对他的发难。
斯大林感到非常厌倦的时候，会离开人民委员会，这也是这位大官僚拥有无尽耐心的秘密。最了解斯大林习惯的伯特考斯基，经常从斯大林休息的地方接受命令。他说：“有好几次，我看到斯大林躺在沃伦佐夫宫（Vorontsov）的一间吸烟室里，叼着烟斗思考问题。”[2]内战期间，斯大林曾经渴望重新被委派到前线去，远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繁杂的事务。
不管怎样，民族事务方面的问题的决策，总由党中央领导人做出。当红军重新收复对沙俄的偏远地区并实行中央集权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迎合非俄罗斯民族，中央领导人势必要阐明和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但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917年，坚定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是俄国工人和士兵。横冲直撞的苏联红军没有减轻人们对俄国帝国主义的疑虑，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一连串命令要产生积极影响尚需时日，由国际局势引发的问题亦进一步发展。虽然西方协约国在1919年年底从沙俄退出，但东欧和西亚的地区性强国构成的军事威胁仍然继续存在。因此，政治局担心英、法两国可能会利用这些强国瓦解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建设，并将土耳其、芬兰和波兰视为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建立了独立的苏维埃国家，并于1920—1921年相继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建立了类似的国家。党的领导人们意欲通过这些方式证明他们实行民族自觉的承诺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