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时要让人觉得你不是在教他，
人所不知的事情你就说他是忘啦，[36]
进而又劝告我们，
与其言之凿凿，不如故显怯懦[37]。
他可以与下面这行诗配对，但他却与另外一行相配，我认为有欠妥帖：
因为谦逊薄弱就是见识薄弱。
你要问何以见得有欠妥帖，我只好重复那两行了。
不逊的言辞不容开脱；
因为谦逊薄弱就是见识薄弱。[38]
那么见识薄弱（在这里一个人竟然不幸到见识薄弱的程度）不就是为他谦逊薄弱做的某种的辩解吗?这两行诗这样一改岂不是更加精当吗?
不逊的言辞只容这样的开脱：
谦虚薄弱就是见识薄弱。
不过是否如此，我当听候更加高明的判断。
1720年或者1721年，我哥哥开始印行一份报纸。这是在美洲问世的第二家报纸，名字叫《新英格兰报》。此前仅有的一家是《波士顿新闻通讯》[39]。我记得他的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干办报这种事，因为不可能办成功，他们认为在美洲有一家报纸就已经足够了。到1771年这会儿，至少不下二十五家了。但他还是照办不误，先排字，后印刷，然后就派我背着报纸走街串巷送到订户手里去。他的朋友里有几个脑子很灵光，他们给报纸写点小文章自娱自乐，这些东西给报纸赢得了声誉，需求增加；这几位文士也常常光顾印刷所，听见他们谈笑风生，讲他们的报纸如何深受赞许，我也大受鼓舞，跃跃欲试，想入他们的伙一显身手。
然而，因为还是个孩子，心想哥哥要是知道文章是我写的，他肯定会反对在他的报纸上刊印出来的，于是我设法改变笔迹，写一篇匿名文章，夜里把它塞到印刷所的门下面。第二天一大早，文章被发现了，等他的笔友照例来访时，便交给他们传阅。他们轮流读了一遍，并做了一番评论，我都听见了，发现他们赞不绝口，并对文章的作者乱猜一气，提到的全是我们这地方学识渊博、头脑聪明的德高望重的人物，我真是心花怒放。
现在回头一想，当时有这样几位裁判，我算是撞了大运了：也许他们实际上并不像我当时认为的那么高明。不管怎么样，受到这样的鼓励，我又写了几篇文章[40]，按老办法投送给印刷所，同样得到了认可，我始终守口如瓶，直到我那小肚子里的一点点墨水倒完之后，我才把底里披露出来。哥哥的相识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时，我哥哥却有点儿不高兴了，因为他认为这会使我得意忘形，也许这么想不无道理。也许这就是这一时段我们哥儿俩分歧不断的一大起因吧。虽说是哥哥，他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是他的徒弟；因此希望我像别的徒弟一样老老实实替他干活；我却认为我是他弟弟，理应得到更多的照顾，他却硬要我干一些让我掉价丢份儿的事情。我们俩争执不下，往往闹到父亲那儿，现在我想，要么是因为我一般都在理，要么是因为我善辩，反正总的来说，都是我胜诉：我哥哥性子烈，动不动先揍我一顿再说，对这种做法我真是气得要命；心想当学徒太没劲，一直希望有机会早点结束学徒生涯，机会终于来了，还真有点儿出乎意料呢。[41]
我们报纸上的一篇时政评论——针对的问题我忘了——触怒了议会。[42]议长发出拘捕令，把我哥哥抓了起来，严加处罚，蹲了一个月的大牢，我估计因为他不肯透露作者姓名。我也被抓了起来，接受了咨议会的讯问。虽然我没有给他们任何满意的交代，但只是把我警告了一番，便放人了事；也许他们认为我作为一名学徒理应给师傅保守秘密吧。我哥哥遭受关押，我义愤填膺，便将个人恩怨丢在一边，挑起了管理报纸的担子，并且悍然在报上向统治者们发难，哥哥对此很是感激，但别人开始对我产生了不良印象，把我看成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少年天才。哥哥获释时带来了议会的一道命令（非常蹊跷）：詹姆斯·富兰克林不得继续印行名为《新英格兰报》的报纸。他的朋友聚在印刷所里，商讨在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办才好。有的建议更换报名来规避命令；我哥哥看出这样做有诸多不便，最后归结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将报纸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下印行，为了逃避议会谴责他叫学徒继续印报这个有可能落到他头上的罪名，应对的办法是把我原来的契约还给我，并在契约背面注明“完全解除”，以便必要时举证；然而为了确保他从我的工作中得到的利益，我要为学徒期剩余的时段签一份新契约，这份契约不许公开。这尽管只是一种靠不住的伎俩，但还是立即执行了；于是报纸在我的名下继续发行了几个月。[43]最后，我们哥儿俩纷争又起，估计他不敢把新契约拿出来，我便决然主张自己的自由。但钻这个空子我就不地道了，因此我现在把这看成我一生中第一批错误中的一个：不过我哥哥的烈性子使他动不动就对我拳脚相加，我满腔的怨恨，这时候对我来说那种不地道也就无足轻重了。话又说回来，在别的方面，他心眼儿并不坏：也许是我太不懂规矩，太爱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