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就喜欢读书，手里有点零钱，总要拿去买书。由于喜欢《天路历程》，我的第一批收藏就是约翰·班扬[19]的文集，是一些分卷的小本子。后来我又把它们卖了，好凑够钱买R.伯顿[20]的《历史文集》；这些都是从小商小贩手里买到的小本子书，价格便宜，总共有四五十本。我父亲藏书不多，大都是一些论战性的神学著作，大部分我都看过了，我一直感到惋惜的是，在我求知若渴的时候，却见不到更加适合的书，因为我已经铁了心不当牧师了。普鲁塔克[21]的《名人传》倒是有，里面的东西我可是百读不厌，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些时间花得极有价值。还有一本笛福的书，叫做《论计划》，另外一本是马瑟博士的书，叫做《论行善》，后面这两本书扭转了我的思想，从而影响了我未来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22]
由于我嗜书成癖，终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做一名印刷工，尽管他已经有一个儿子（詹姆斯）从事那种行当。1717年，我哥哥从英国回来，带来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在波士顿开办了自己的印刷所。我喜欢这个职业远远胜过喜欢父亲的职业，但仍然渴望去海上闯荡。为了预防那种爱好所产生的可怕后果，我父亲迫不及待地让我在我哥哥手下当学徒。我顶了一个阶段的牛，最后还是被说服了，签了契约，当时我才十二岁。[23]我的学徒必须当到二十一岁才能出师，只有最后一年才能拿到短工的日薪。没用多久，我的手艺就大有长进，成了哥哥的得力助手。这时候，我已经能接触到一些更好的书了。由于认识了几个书商的学徒，我有时候就能借到一本小书，我看书非常小心，很快就能干干净净地归还。书要是晚上借的，第二天一早必须归还，以免被以为丢失或缺货，我往往在自己的屋子里开夜车赶着读。过了些日子，有一位精明的生意人[24]由于经常光顾印刷所，注意到了我，他藏书颇丰，便邀请我到他的图书室去，好心借给我一些我爱看的书。这时候我对诗歌非常痴迷，还作过几首小玩意儿呢。我哥哥认为这也许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就对我大加鼓励，还鼓动我作了两首应景歌谣。一首叫《灯塔悲剧》，说的是沃思莱克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溺水身亡的经过；另一首是一支水手歌谣，讲的是捉拿提奇或“黑胡子”海盗的故事。[25]这两首诗都是蹩脚货，是用伦敦文丐歌谣体写的，印出来以后他叫我拿到镇上去卖。第一首诗销路好得出奇，因为写的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这一下我显得踌躇满志。可我父亲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他对我的做法大加嘲讽，告诉我作诗的一般都是穷酸文丐；这样当诗人一事就算免了，即便当上了，十之八九也是个蹩脚诗人。不过，我这一辈子，写散文给我派上了大用场，而且是催我进取的主要手段，我要告诉你处在那种境地，我是怎么习得这方面的一点雕虫小技的。
镇上还有一位爱读书的小伙子，名叫约翰·柯林斯，我们俩关系特铁。有时候我们也打口水仗，我们俩都好争辩，一心想把对方驳倒。对了，这种好争辩的禀性容易演化成一种恶习，因为反驳必然要将这种恶习付诸实践，结果惹得一起的人常常感到极不痛快，因为这样一来，除了把交谈搅黄，在本来可以建立友谊的地方，反而产生了厌恶，甚至敌意。我之所以染上这种恶习，是因为读了父亲的宗教辩论书籍的缘故。此后我注意到，除了律师，大学教师，以及在爱丁堡受过教育的形形色色的人物[26]，明达之士不大有人染上这种恶习。有一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和柯林斯争论起了这个问题：女性应不应当接受做学问的教育，她们的钻研能力又怎么样。他的看法是没有必要，她们天生就不是做学问的料。我的意见刚好相反，也许有点另立山头、掀起论争的意思吧。他天生能言善辩，又娴于辞令，我认为，有时候他驳倒我，与其说靠过硬的道理，不如说凭流利的口才。分手的时候，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时又见不上面，于是我坐下来把自己的论据付之笔墨，誊清之后，给他寄了过去。他回信答复，我又写信回驳。这样一来二去，交换了三四封信，我父亲碰巧发现了我的文稿，并看了一遍。他没有管讨论的问题，只是趁机给我谈了谈文笔，说尽管就拼写和标点的正确（我把它归功于印刷所）而言[27]，我比对手强，但在文笔的优雅、章法的严谨、表达的明晰方面差了一大截，并且一一举例印证，让我心服口服。我发现他的话十分公正，从此以后就更加注意文笔，下定决心努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