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到了冬天还待在波士顿，我便跟谢利总督[245]多次议论这两个计划。我们两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交谈也可以在这些文稿中看到。对我的计划不满，有种种相反的理由，这反而使我觉得它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我现在依然认为，如果将它采纳，大洋两岸莫不欣喜。殖民地一联合，就会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自卫；就不必从英国派军队过来；不用说，后来向美洲课税的借口和由此引起的流血抗争都可以避免了。然而这类错误并不新鲜；历史上贵族王公犯的这类错误真是罄竹难书。
将茫茫人间用眼一扫，
知善行善者何其稀少。[246]
执政者手里事务纷繁，一般不喜欢自找麻烦去考虑和实施新的计划。因为最好的公益措施之所以被采纳，很少出于远见卓识，而是由于形势所迫。
宾夕法尼亚总督把这份计划送交议会，对它深表赞同：“他觉得计划的起草判断明确，有理有据。因此予以推荐，希望仔细研究，认真关注。”然而议会却在某位议员的把持之下，趁我不在的时候，将它提出来，我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公正，又未经任何关注就将它全然否决，把我搞得灰头土脸的。
当年去波士顿的途中，我在纽约遇见了我们的新总督莫里斯先生[247]，他刚从英国抵达那里，我与他早就交往密切。他怀里揣着取代汉密尔顿先生的委任状。汉密尔顿由于领主发号施令，搞得他陷入争执的漩涡之中疲于应付，便辞职了。莫里斯先生问我，我是否认为他的官也一定会当得十分难受。我说，不会；恰恰相反，你满可以当个舒服官，只要你多加小心不要陷入跟议会的任何争执就行。“我的好朋友啊，他高兴地说，你怎么能劝我避免争执呢?你知道争执是我的所爱；这是我的最大乐趣之一。不过为了表示对你的规劝的尊重，我答应你，我会尽量避免争执。”[248]他爱好争执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能言善辩，伶牙俐齿，在口舌战中一般都是赢家。他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他父亲（我听说）的习惯就是饭后让孩子们围着饭桌互相争论，作为他的余兴节目。不过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太明智，因为经过我长期的观察；这些爱争长论短、反驳辩难的人做事一般都不走运。他们有时候能获得胜利，但永远也得不到友善，而友善对他们则更有用处。我们分手后，他去了费城，我赶往波士顿。回来的时候我在纽约见到了议会决议，从中看出，尽管他对我信誓旦旦，他和议会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双方纷争不断，直到他卸任为止。在这场争斗中我也不能作壁上观；因为我一回到议会的任上，每个委员会都要我参加，对他的讲话和咨文予以答复，而且这些委员会都要求我起草文稿。不仅他的咨文，就是我们的答复，也往往尖酸刻薄，有时候甚至是恶言谩骂。他知道我在替议会写复文，人们可能认为我们闹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了。但他这个人性情格外的好，这些争斗并没有惹起我们之间的私人嫌隙，我们俩老在一起吃饭呢。[249]
一天下午，正当这种公事争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碰见了。“富兰克林，他说，你必须跟我到家里去坐坐，晚上有几位客人你一定喜欢的”；说着他拉住我的胳膊就往他家里走。饭后一边喝酒，一边谈笑，他开玩笑说，他很欣赏桑丘·潘沙的主意，有人建议让桑丘主持一个政府，桑丘要求一个统治黑人的政府，这样一来，如果他和百姓的意见不一，他就可以把他们卖掉。[250]他有个朋友坐在我身旁，说道，“富兰克林，你干吗总坐在这些该死的贵格会信徒一边呢?你把他们卖掉岂不更好?领主[251]会给你好价钱的。”我说，总督还没有把他们彻底抹黑呢。他确实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煞费苦心地要把议会抹黑，但他刚一抹黑，他们就把黑墨擦掉，反过来又把他抹了个大黑脸；结果发现自己已有可能被抹成黑人，于是就像汉密尔顿先生一样，疲于争斗，便辞职不干了。
这些公务争端归根结底统统起因于领主，也就是我们的世袭总督；每当为了保卫他们的领地需要什么花销时，他们便极尽卑鄙之能事，指示他们的代理人不要通过任何必要的征税法案，除非他们辽阔的田产在该法案中明文规定可以免税；他们甚至让这些代理人写下保证，奉命惟谨。议会一连三年都竭力抵制这种不义之举，但最终还是迫不得已降服认输了。莫里斯总督的继任丹尼上尉[252]终于大胆抗命；个中缘由我将在后面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