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对此项建议的后半部分是否可行有所怀疑，因为有些街道太窄，放置盛泥排水滑动架难免会阻碍交通：但我现在仍然认为前半部分，也就是要求在商铺开门营业之前把灰土扫起来运走，这在昼长夜短的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一天早晨七点钟的时候我在滨河路和舰队街溜达，注意到天亮太阳出来后已经有三个钟头了，还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伦敦的居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日光下睡觉；又常常抱怨对蜡烛课税，烛油价太高，这就未免有点荒唐了。
有人也许认为这些区区小事，不值一提，何必放在心上。然而当他们想到尽管刮风天灰尘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者刮入了一家人的商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然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而又层出不穷，那就事关重大了，也许他们就不会痛斥那些人是吹毛求疵，小题大做了。人的幸福，因撞到千载难逢的大运而得者为数寥寥，由日积月累的小惠而生者比比皆是。如此说来，你若教会一个穷小伙如何刮脸，怎样保养剃刀，也许你对他一生的快乐做出的贡献胜于给他一千几尼。钱可以很快花光，剩下的只是胡花滥用的悔恨。但若教会他刮脸，他就免去了一连串的苦恼，不必对理发师苦苦等待，不用碰他们脏兮兮的手指，不用闻他们臭烘烘的气息，不必挨他们老刀子硬刮的疼痛。他什么时候刮脸，全看自己的方便，工具顺手，操作自如，天天享受着这方面的乐趣。怀着这样一些想法，我贸然写下了前面几页东西，希望能给城市提供一点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的提示。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多年，非常快乐，所以深深地爱上了它；这些建议也许对我们美洲的一些城镇也有用处。
有一个阶段，美洲邮政管理局局长雇我当他的审计官，经管好几个邮局并听取其他官员的情况汇报，1753年他去世以后，英国邮政大臣委任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接替他的职务。[235]迄今为止，美洲邮局从来没有向英国上司缴过任何款项。我们两人的年薪共计六百英镑，两人平分，如果我们能从邮局的利润中抽出这个数额的话。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进；其中有一些起初是不可避免地费钱；所以头四年，邮局欠我们的薪金在九百英镑以上。但它很快就开始偿还了，在我被邮政大臣突发奇想免职之前（这一点我后面再讲），我们已经使邮局向英王交的净收入等于爱尔兰邮局的三倍。打那次轻率的处理以后，他们从这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拿到过。
这一年，邮局的事务使我去了一趟新英格兰，那里的剑桥学院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学位。康涅狄格的耶鲁学院以前给了我同样的礼遇。[236]这样，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享受到了这些殊荣。这些学位之所以授予我，是因为我在自然科学的电学领域里有过改进和发现。
1754年，对法战争又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之势。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派专员在奥尔巴尼召开大会，与六部落首领共商保卫他们和我们的疆土的大计。[237]汉密尔顿总督接到命令后，便通知议会，要他们备好在这种场合给印第安人赠送的得体礼品[238]；并提名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与托马斯·宾先生[239]和秘书彼得斯先生[240]一道作为宾夕法尼亚的专员与会。议会批准了提名，备好了礼品，尽管他们不太喜欢到外地去谈判。于是我们会齐了其他专员，大约在6月中旬在奥尔巴尼开会。在赴会途中，我提出并起草了一项计划，要求所有殖民地为了防务和其他重大的总体目的的需要，联合起来归一个政府领导。我们途经纽约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计划让詹姆斯·亚历山大先生[241]和肯尼迪先生[242]过目，这两位先生精通公共事务，得到他们的首肯后，我便底气十足，于是将它大胆提交给了大会。当时好像有好几位专员都制订了同样的计划。一个先决问题首先提出来讨论，那就是是否应当成立联盟，结果一致肯定，全体通过。
于是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一个殖民地派一名委员，对几项计划进行审议，并提出报告，恰巧我的计划更受人赏识，经过几点修改后，便上了会。按照这项计划，联合政府应由一位总统和一个大咨议会管理，总统应受英王委任、支持，大咨议会应由各殖民地的人民代表在各自的议会中开会选举产生。每天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与印第安人事务双管齐下。反对和困难层出不穷，但最终都被一一克服，计划得到了一致认可，副本遵照命令，被呈交给商务部和各殖民地议会。它的命运却异乎寻常。各个议会都不予采纳，认为这个计划里王权太多；在英国又被认定民主过甚[243]。因此商务部没有同意；也没有呈报英王陛下批准；但却形成了另一个计划（据认为能够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按照这一计划，各殖民地的总督与各自的咨议会的一些成员可以开会裁定征召军队、修建堡垒等事宜，开销从英国国库提取，以后遵照议会对美洲征税法返还。我的计划以及支持该计划的种种理由，可以在印行的我的政论文集中找到。[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