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某些冤家对头总以为他会把这些捐款中饱私囊；不过我熟悉他的为人（我承印过他的布道文和日记等等）[188]，所以对他的清廉奉公没有半点怀疑。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坚决地认为，从他的种种行为举止上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诚实人。依我看，我褒扬他的证词更有分量，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宗教上的关联。他确实有时候求我改宗，但从来没有感到相信他的祈求得到听从这样的满足。我们的友谊仅仅是世俗性的，双方以诚相待，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为止。
下面的例子将会说明我们的一些交情。有一次他从英国抵达波士顿，便写信告诉我不久要来费城，但不知道来了以后在哪里投宿，因为他听说他的好心的老房东贝尼泽特先生[189]搬到德国城去了。我的回答是：你知道我的住处，如果你能在寒舍将就几天，你会得到最热诚的欢迎。他回信说，如果我看在基督的分上出此义举，我将不会错过一份回报的。我回话说，别弄错了；那并非看在基督的分上，而是看在你的分上。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位熟人开玩笑说，大家都知道圣徒们有个习惯，该他们领情的时候，他们总觉得这份人情自己担待不起，便将这个包袱从自己肩头移开，搁到天上，我倒是想方设法把它死死放在地上。
我最后一次是在伦敦见到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当时他跟我商量他的孤儿院的事情，说他打算把它改建为一所学校。
他的声音洪亮清晰，一字一句毫不含糊，所以老远老远都可以听得明明白白，尤其在听者人数众多却鸦雀无声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门前台阶的最高处讲道，这些台阶位于市场中段和第二大街西端相交的十字路口。两条街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老远老远的地方都站满了人。我站在市场街最后面的人群当中，我心生好奇，想知道他的声音到底能传多远，于是顺着街向河的方向退，一直快退到滨河街[190]，我仍然发现他的声音清晰可闻，后来街上起了一阵喧闹声才把它压了下去。当时我想象以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半圆，里面站满了听众，一个人占二平方英尺，算下来有三万多人能听清他的声音。报纸上报道他在露天场地上给25000人布道，古代史上也有将领给全军慷慨陈词的记载，对于这些我有过怀疑，现在我算是信服了。
由于常听他的布道，我逐渐能轻而易举地将他新作的布道文与在旅行的过程中常常宣讲的布道文区分开来。后者由于屡屡重复宣讲，不断得到改进，以致声音抑扬顿挫，百转千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一个人哪怕对主题不感兴趣，光听演讲也觉得心旷神怡，其感受就像听了一段优美的音乐一样。这就是巡回宣教士的优势，为固定宣教士望尘莫及，因为后者无法通过如此多的演练来大力改进自己的讲道。
他的写作和出版却时不时地授柄于对手。宣讲时往往口无遮拦，甚至观点有误，随后却可以解释，或者偷换概念和个稀泥；或者干脆矢口否认；然而literascriptamanet[191]。批评者猛烈抨击他的文章，表面上振振有词，就是要减少他的门徒的数量，防止继续增加。我倒是有这么一种看法，如果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他反而会留下一个人数多得多、重要性大得多的教派。要是那样，他的声名也许还在蒸蒸日上，即使在他辞世以后；因为他没有文章，就不好挑刺；没有文章，就没法贬低他的人格，他的追随者就可以随心所欲替他涂脂抹粉，树碑立传，全看他们热烈崇拜的心理需要了。
那时候，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我的报纸很能赚钱，因为一度几乎是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唯一的一家报纸。对这句至理名言我也深有体会：第一个一百镑赚到手，再赚一百就很顺溜。钱生钱，利滚利，天经地义。
由于卡罗来纳的合伙生意十分成功，我大受鼓舞，便想一鼓作气，再接再厉，继续往下搞，于是提拔了几名表现好的工人，让他们在各个殖民地建立印刷所，条件与卡罗来纳的一样。[192]其中大多数都搞得不错，等到我们六年的协议期满后，他们都有能力买下我的铅字；继续独立经营，养活好几个家庭。合伙经营往往产生口角，闹得不欢而散，但我在这一方面十分愉快，我的合伙生意从进展到结束都一团和气；我想这主要归功于采取了预防措施，我们在条款中把一切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彼此该做什么，想得到什么，没有任何可以争执的余地，因此我特意向所有经营合伙生意的人推荐这种预防措施，因为在签订合同时无论合伙双方多么互敬互信，但在生意的打理和负担上总会有不够平等的想法，于是难免产生一些小小的猜忌和厌恶，这就往往造成了友谊破裂，关系断绝，也许还少不了对簿公堂，还造成其他种种不愉快的后果。